12《水浒传》在古代朝鲜的传播和影响［韩国］ 郑沃根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12《水浒传》在古代朝鲜的传播和影响［韩国］ 郑沃根

1 序言

中韩两国土壤接近，历史上接触很频繁，学术文化上的交流源远流长，就中国小说而言，《山海经》、《太平广记》、《剪灯新话》、《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作品曾在韩国广泛流传。Www.Pinwenba.Com 吧本文拟对中国古代小说《水浒传》在韩国流传和影响问题作考察。《水浒传》同《三国演义》一样是古代聚合式累积成书的典型作品。最初是以口头说唱的形式流传，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记小说的名目下就有“石头孙立，青面兽，武行者，花和尚”四种，说明这些故事在宋代已广泛流传。后来随着《大宋宣和遗事》的出现，元代水浒戏的兴盛，在此基础上，元末明初施耐庵创作了《水浒传》。在《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汇聚了数代文人的叙述才能和审美智慧，后世对这部巨著推崇备至，清代小说理论家金圣叹为之倾倒：“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便以之遍读天下之书，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后叹施耐庵《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

这部被后世学者叹为观止的巨著，大约1607年以前传入古代朝鲜，在古代朝鲜遇到怎样的礼遇，是本文所考察的主要内容。

2 《水浒传》传入古代朝鲜的时间首先需要讨论的是《水浒传》是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由于什么样的原因而传入韩国以及在韩国的影响如何。据目前所知，韩国著录《水浒传》的最早记载是许筠许筠，朝鲜光海朝时文人、学者，诗、文、小说诸方面很工巧，官至刑曹参议，左参赞。曾数次出使中国。其后，因参与组织秘密团体，计划推翻暴君光海，失败后被处死刑。他著作颇丰，如诗、文、小说等，《洪吉童传》是他写的几部韩文小说之一，被后人评价为韩文长篇小说之开山之作，所以他被称为朝鲜小说之父。(1569～1618)的《惺所覆瓿稿》，其卷十三写道：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水浒传》在古代朝鲜的传播和影响余得戏家说数十种，除《三国》、《隋唐》外而《两汉》龉，《齐魏》拙，《五代残唐》率，《北宋》略，《水浒》则奸骗机巧，皆不足训，而著于一人手，宜罗氏之三世哑也。

许筠的后辈李植(1584~1647)也说，许筠读《水浒传》达一百次后，才写成《洪吉童传》《中国故事与小说对朝鲜小说的影响》，（韩）金东旭（韦旭升译）；《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之一文，（法）克劳婷，苏尔梦编著（颜保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第46页。。许筠的《惺所覆瓿稿》成书于1611年（《世界人民大事典》，李丙焘、安秉煜、赵演铉外11人，玄文社，1975年，附录2，国史、世界史比较年表，1611年条，p.1641），即朝鲜光海君三年（明万历三十九年），至迟在这一年以前，《水浒传》已经传入了韩国，在这以前，韩国的历史文献论及中国小说时没有提到《水浒传》，如《朝鲜王朝实录》中有下列二则记载，《燕山君日记》其卷六十二燕山君十一年(1505)四月壬辰著录：

传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令谢恩使贸来。”

《宣祖实录》其卷三，宣祖二年（1569）六月著录：

上御夕讲于文政殿，进讲《近思录》第二卷。奇大升进启曰：“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间闻之，则甚多妄诞，如天文地理之书，则或有前隐而后著，史记则初失其传后难臆度，而敷衍增益，极其怪诞。臣后见其册，定是无赖者裒集杂言，如成古谈，非但杂驳无益，甚害义理。自上偶尔一见，甚为未安，就其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带中诏，及赤壁之战胜处，各以怪诞之事，衍成无稽之言。自上幸恐不知其册根本，故敢启，非但此书，如《楚汉衍义》等书，如此类不一无非害理之甚者也。诗文词话，尚且不关况，《剪灯新话》、《太平广记》等书皆足以误人心志者乎。自上知其诬而戒之，则可以切实于学问之功也。”又启曰：“正史则治乱存亡俱载，不可不见也。然若徒观文字而不观事迹，则亦有害也。经书则深奥难解，史记则事迹不明，人之厌经而喜事，举世皆然。故自古儒士，杂驳则易，精微则难矣。《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校书馆私给材芥料，至于刻板，有识之人，莫不痛心，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闾巷之间，争相印见，其男女会淫神怪不经之说，亦多有之矣。《三国志演义》则怪诞如是，而至于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

根据以上两则记载，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当时在韩国传播的部分情况，奇大升对《三国志演义》说：“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可见《三国志演义》在1569年，即宣祖二年（明隆庆三年）不久，就已经传入韩国，而且拥有了不少读者。当时在韩国士大夫(奇大升之朋辈)之间较流行的是“诗文词话”，是韩国的稗官小说，和《楚汉衍义》、《剪灯新话》、《太平广记》、《三国志演义》等中国小说，其中《剪灯新话》于燕山君十一年(1505，明弘治十八年)之前已传入韩国，“校书馆私给材料”，到奇大升论及这部作品时，其传播已相当广泛，“闾巷之间，争相印见”。可是以上两则记载都丝毫没有提到《水浒传》，如果这部与《三国演义》齐名的作品已经传入韩国，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未有记载的现象。由此推测，《水浒传》传入韩国的时间要比《三国演义》迟一些，当在1569年至1607年之间，韩国研究古代小说的权威金台俊先生在《朝鲜小说史》里记：“许筠读《水浒传》达一百次后写成《洪吉童传》”，《洪吉童传》的写成年代是1607年，所以我把《水浒传》传入年代的下限定为1607年。

概括来说，《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施耐庵与罗贯中在长期的群众创作基础上，对有关的材料如传说、话本、戏曲并结合正史记载再作综合整理加工出现的中国最早的通俗小说，同时也是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两部作品艺术方面的价值很高，它们不仅对中国，而且也对其他国家的文艺创作和生活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韩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可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中国元末明初问世以后，再过约二百多年以后，才传入了韩国，进来的时间较迟，但是这里面有一定的道理，根据在《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一书中《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陈大康著（郭豫适审订），湖南出版社，1993.1，第33页；第二章“通俗小说近二百年停滞局面的形成”。分析：因印刷业落后的制约、封建统治者的高压控制、抑商政策造成的伤害等，带来了通俗小说从明初至嘉靖朝近二百年的停滞局面，一直到嘉靖元年（1522）和十六年（1537）之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才分别刊印成书，随后在中国普遍盛行。至于传入韩国，《三国演义》是在1569年之前，《水浒传》约在1607年之前。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同时刊印且又齐名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传入韩国时间却会相差约四十年？譬如本文在前面提及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等在中国印刊未久就传入韩国了。再譬如说在韩国流行很广泛的《太平广记》也是这样。中国小说传入韩国一般都是相应地随着它们在中国出版的次序。那么，为什么《水浒传》传入韩国要比《三国演义》迟得多？这很可能和当时社会形势很有关系。如果现在能对《水浒传》传入时间问题明确地解决的话，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水浒传》及其他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流传和影响的一般情况和历史意义。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中韩两国古代小说比较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先需要讨论《水浒传》传入韩国的方式、原因以及传入后在韩国的影响等问题。

3 《水浒传》在古代朝鲜传入的方式中国古代书籍一般以四种方式传进韩国：商人贸易、皇帝下赐、留学生带回和进贡燕行使节团购纳回来。但是《水浒传》以前面三种方式传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朝之间的贸易在唐到元朝很盛行，到了明朝不允许商人的自由来往，去中国留学的人也是这样《明清小说传入朝鲜的历史过程考略》，金秉洙，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46期，1984年第一期，第112页。，到明朝除了朝鲜太祖时有一次从明朝得到允许之外，有关其后任何时期去明清朝留学的记录不存在，皇帝下赐给朝鲜的方式，因为《水浒传》是一部通俗小说，也不大可能。因此，我认为《水浒传》多半是随着使节团贸带回来的方式传入韩国。朝鲜第二十二代王正祖（在位1776~1800年）认为：当时文风之弊害是由于使节带来的稗官杂书所产生的，所以他颁布禁输命令，《正祖实录》卷三十六，正祖十六年（1792）十月甲申条中写道：

如欲拨本而塞源，则莫如杂书之初不购来，前此使行，固已屡饬，而今行则益加严饬，稗官小记姑无论，虽经书史记，凡系唐板者，切勿持来，还渡江时一一搜验。

朝鲜时代中国书籍的传入和中朝学者们的交往主要依靠燕行使节团。一年平均去大陆至少有7~8次，人数极多时，一次达到200~300名，最少时也有40名，在燕京滞留时间是40天到60天左右《明清小说传入朝鲜的历史过程考略》，金秉洙，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46期，1984第一期，第112页。，因此现在韩国存在古代朝鲜人写的各种燕行录约有126种《中国文学在朝鲜》，韦旭升，花城出版社，1990.3，第342页。。明朝陈继儒《太平清话》里写朝鲜使节团到中国来购书情况。

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之贡限五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值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

当时朝鲜人为何需要买大量中国小说？首先，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或剧本，无论是它们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还是其结构、描写、语言技巧以及作品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等等都吸引了当时在这个方面所缺乏的朝鲜读者《明清小说传入朝鲜的历史过程考略》，金秉洙，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46期，1984第一期，第111、112页。。其次，1592年在朝鲜发生壬辰倭乱，明朝万历皇帝命令20万大军前来助战击退倭寇以后，朝鲜人民是万分感激，明政府的这一行动，大大增加了朝鲜对明朝的信赖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朝鲜实学者朴齐家（1750~1805）在他的《北学议》写道：

我国臣事明朝二百余年，及夫壬辰之乱，社稷播迁，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驱倭奴而出之境，东民之一毛一发，罔非再造之恩。

经过这次战役之后，朝鲜老百姓很希望知道这次战役的具体经过和民族英雄的活跃形象，应于这种要求，在朝鲜出现了《壬辰录》等所谓“军谈小说”的流行。壬辰倭乱前后的现实，为迎来明朝小说大量传入朝鲜，提供了直接的社会基础。明清小说大量传入朝鲜的局面，正是此时候开始形成的。再次，在壬辰倭乱后不久，又有清兵两次侵略朝鲜，因为绝和等理由，朝鲜人民迎清兵奋力抗击，但寡不敌众，终于1637年朝鲜仁祖在三田渡向清太宗降服称臣。经过了壬辰倭乱和两次胡乱，朝鲜士大夫清醒意识到四面八方皆敌，朝鲜需要自力更生，所以他们开始力求学习传播到清朝的西洋文化和中国的新文化，同时主张实用主义思想和政策。因此，“实事求是”和“利用厚生”的精神成为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主要潮流。他们所谓实学派（北学派）利用随着燕京使节赴大陆来的机会接触到很多文物和文化，尤其是和清代文人交往颇多，购回的书比以前更多。朝鲜朝著名实学者丁若镛（1762~1836）在《茶山诗文选·送韩教理使燕序》中，颇为批评的态度来写有关当时朝鲜学者很愿意赴燕京的情况。

东国之人，而游乎中国者，人莫不叹歆艳，……吾友奚甫，将衔命赴燕，颇以游乎中国，自多于色。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剪灯新话》等明代小说和清代大量的中国小说都是以这种方式传入的。除了这三种原因之外，当时实学派的盛行对中国小说在韩国传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要说明当时实学派的活动情况。

实学派的主要成员即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金在行、柳连、金正喜、丁若镛等。他们都是很反对空谈而主张研究实用学问的社会改革派的思想家，在文学上反对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主张描写“真境”，要有“美刺劝惩”。其中朴趾源写《两班传》、《许生传》、《虎叱文》等小说，一边讽刺抨击两班阶层的虚礼虚式，一边强调工商和农业的重要性。另外有一位比较特殊，即丁若镛，他也主张文化的实用性和现实性，在精神文化方面，一直强调中国古代四书五经等经典的重要性，可是他很反对当时朝鲜人到大陆去学习文化、文物，甚至从中国买小说带回来，学习诗歌和小说等文艺性较强的文章，科举制度的恶习。他对当时清朝的看法是这样，在我前面提出的《茶山诗文选·送韩教理使燕序》的那些文章后面又写道：

即所谓中国者，何以称焉，有尧舜禹汤之治之谓中国，有孔颜思孟之学之谓中国，今所以中国者，何存焉。若圣人之治，圣人之学，东国既得而移之矣，复何必求诸远哉，唯畴种植之有便利之法，而使五谷茁茂焉，则是古良吏之遗惠也。文词艺术之有博雅之能，而不为鄙俚焉，则是古名士之余韵也。今所宜取益于中国也者，斯而已。外是，则强京鸷悍之风，淫巧苛诡之技，夷礼俗，荡人心，而非先王之所务也。

他认为朝鲜已经学到中国优秀文化的真髓，并一直很好地保存着，应该要把那些优秀文化发扬而应用，不应该眼红于清朝的夷文化，否则会导致“夷礼俗”、“荡人心”的后果，我觉得丁若镛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它是对当时盛行的文化潮流刺的针砭。历史上韩国的文化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在当时的朝鲜朝更是如此，这可能导致本民族文化为异民族文化所同化以及本民族文化的湮灭。他的这样主张在研究朝鲜朝文化政策或者古代文学的观点上比较重要。因为他这个主张和正祖十六年（1792）开始的所谓“文体反正”的文化政策很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和正祖施行文化政策的观点几乎一致。例如，正祖几次下**命令，甚至虽然是经书，只要是唐板，就一律禁止，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正祖实录》其卷三十六写道：

经史则异于杂书，如是严禁，虽似过矣，而我国所存咸备无阙，诵此读此，何事不稽，何文不为。

可是，当时一般文人不接受丁若镛的指摘，也不理会正祖**措置的打击，主张需要多接触当时中国大陆文化与学问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对丁若镛的这种立场也很反对。他们主张说：来中国学习的真正目的不是学习清朝的满族文化。他们接触的人物主要是顾炎武、袁枚、纪昀等在清朝廷上别无重用的文人、学者。实际上他们来清朝学习的真正目的是“学胡反胡”，所以朴齐家在他的《北学议》中又写道：

世传丁丑之盟，清汗欲令东人胡服，九王谏曰：朝鲜之于辽沈，肺腑也，今若混其衣服，通其出入，天下未平，事未可知也。不如仍旧，是不拘而囚之也。汗曰：“善。”遂止。自我论之，幸则幸矣。而由彼之计，不过利我之不通中国也。昔赵武灵王，卒变胡服，大破东胡，古之英雄有必报之志，则胡服而不耻。今也，以中国之法而可学也。

实际上朝鲜朝第十七代王孝宗（在位1649~1659）曾为实现这种想法而努力。他当为凤林大君时，因丁丑年（朝鲜仁祖15年：1637年）三田渡屈辱之事，当为人质，被在清廷拘留了7年（1638~1645），所以他在1649年即位后，为了雪耻，一直准备所谓“北伐”计划，后来实际上并没有施行。在朝鲜后期这种社会风气下，当时用韩文创作而严格批评的角度来描写封建观念与描写科举制度和两班制度的矛盾和讴歌自由恋爱等小说大量出现，同时从中国传入的小说也更多了。据我了解，由最主要上面这四种社会之原因，中国的明清小说大量传入，在当时朝鲜社会和文学创造方面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总的说来，中国小说在韩国传进来和影响是和当时朝鲜国内外这种社会形势很有关系。

4 《水浒传》在古代朝鲜的传播上与《三国演义》不同那么，《水浒传》在古代韩国怎么传播？人们一般认为，《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一样，自一引进韩国，就得到了广泛传播。很多学者在他们的著录里也主张：《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同时流行老百姓之间，可是他们没有根据。我认为《三国演义》在韩国流传很广泛，因为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明万历20年）发生壬辰倭乱，仁祖五年（1627，明天启七年）和十四年（1636，明崇祯九年）发生两次胡乱。经过这种战役后，很流行过《三国演义》和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小说。其原因在于16、17世纪外族入侵造成的创伤所激起的爱国义愤以及渴望出现民族英雄人物的心理，所以壬辰倭乱直后开始出现《壬辰录》等很多所谓“军谈小说”并很流行。这些军谈小说中所出现的一切军队的发展方式、军人制服、武器、战术，以及必然由此而产生的英雄人物的形象都很明显地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壬辰录》写刘备与张飞分别投胎为中国的明神宗与朝鲜的宣祖，当倭寇入侵时他们就联合抗日，留在天上的关羽也下凡助战，故事在这背景下展开，而且两部作品情节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三国演义》中孔明（草船借箭）的故事，《壬辰录》中有李舜臣将军草人置于船上欺骗敌人，耗尽敌人箭丸。当时流行的《壬辰录》的这样描写更引起朝鲜人民对《三国演义》的兴趣，其后摘出《三国演义》中的部分故事而翻印出流行，就是《华容道》、《山阳大战》、《赤壁大战》、《刘忠列传》、《姜维实记》、《玉人记》、《魏王别传》等。其中《赤壁大战》改成为韩国五大讲唱文学艺术（春香歌、沈清歌、水宫歌、兴夫歌、赤壁歌）之一。更加上战役结束后立刻在官方倡导下，在朝鲜各处（汉城、平壤、南原、安东等地）建立关王庙，特别在汉城四大门外各建立一座关王庙祭祀关王为保卫汉城的守护神，虽然《三国演义》在朝鲜影响这么大，可是我认为，《水浒传》尽管在朝鲜文人、士大夫当中流传较广泛，但在一般民众之间并未广泛地流传。此文章主要从古代小说的传播原因进行分析，并辅以历史记载或古代人的文章记录佐证之。

一般说来，古代中国小说传入韩国以后，主要是通过书面和口头两大途径进行传播的。书面方式又分三种。首先，是通过原本或笔写本传播。其次，是翻印本传播。最后，是译本笔写本和译本的刊本传播。前两种传播方式在朝鲜文人、士大夫之间很普遍，因为他们看得懂汉文，一般老百姓看不懂，译本的传播对象主要是宫中、闺房妇女们和下层老百姓。口头传播方式主要是下层老百姓之间，主要场所是射场、药局、市肆、路上、客店、要路院、酒幕等民间交往多的地方和一般家庭里《要路院夜话记研究》，李树凤，太学社，1984.12,第27页。。这与中国大陆当时的情形相类似，如，朝鲜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汉文小说家朴趾源（1737~1805）曾记录了当时中国大陆口传水浒故事的情况。他在《热河日记》中写道：

庙中无赖游子数个人，闹热如坊屋，有坐读《水浒》者，众人环坐听之。

这是他随燕京使节来大陆目睹之事，而朝鲜当时亦与相似。赵秀三（1762~1845年）在《秋斋集》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传奇叟，居东门外，口诵谚课稗说，如《淑香传》、《苏大成》、《沈清》、《薛仁贵》等传奇也。月初一日坐第一桥下，二日坐第二桥下，三日坐梨岘，四日坐校洞口，五日坐大寺洞口，六日坐钟楼前，溯上既自七日沿而下，下而上，上而又下，经其月也。改月亦如之。而以善读，故旁观匝围。夫至最吃紧甚可听之句节，忽默而无声。人欲听其下回，争以钱投之，曰此乃“邀钱法”云。

因此，不仅当时中国有说书先生，朝鲜也有传奇叟。有人把传奇叟的种类分三种,即讲谈师、讲读师、讲唱师，有的传奇叟金户主博览古谈而做为户主（农村里一个部落的代表者），“声名赫赫”，其家计也因专谈十年传奇后而富裕《要路院夜话记研究》，李树凤，太学社，1984.12,第29页。。这说明，口头传播途径在当时的朝鲜老百姓之间不仅存在，而且很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