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朝鲜历史演义 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14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朝鲜历史演义 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朝鲜历史上发生了壬辰倭乱与丙子胡乱，对于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皆产生了重大影响。Www.Pinwenba.Com 吧从小说创作而言，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朝鲜文人依据壬辰之乱、丙子胡乱的历史史实创作了《壬辰录》、《林忠臣庆业传》等历史演义小说，塑造了李舜臣、林庆业等英雄形象。在《壬辰录》创作的影响下，自肃宗朝（1674—1719）至英祖朝（1724—1775）之间，朝鲜汉文小说的创作达到了**，出现了《洪吉童传》、《九云记》、《南征记》等优秀的小说作品，同时也出现了《壬辰录》、《薛仁贵传》、《洪吉童传》、《朴氏传》、《女子忠孝录》、《洪桂月传》、《刘忠烈传》、《李泰景传》、《苏大成传》等朝鲜语小说，朝鲜学者常常把这些小说称之为军谈小说。①中国著名的中韩比较文学研究学者韦旭升先生称其为军功小说。②这一部分小说内容比较复杂，有的采录史料、文人笔记连缀成文，内容基本符合史实；有的以历史史事或历史人物为题材，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情节；有的以士子佳人的爱情为题材，借助于战争背景描写男女要妙之情。这些小说无论是题材上还是故事情节上，均与中国小说有密切的文化关系。朝鲜小说史研究的开拓者金台俊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注意到这一文化现象：“壬辰之乱发生在明神宗时期，这正是嘉靖、万历文化发展的全盛期，中国的著作诞生以后，作为两国交流的手段依次输入到朝鲜，自然对当时正处于萌芽阶段的朝鲜小说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朝鲜备受欢迎的《三国演义》也是在壬辰前后引进的。”③由于时代的关系，金台俊先生对于朝鲜小说与中国小说的关系没有展开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韦旭升先生对于中国文学与朝鲜文学的比较研究建树甚多，著述颇丰。在《朝鲜文学史》、《抗倭演义（壬辰录）研究》、《〈抗倭演义〉和〈三国演义〉》等著述中，韦先生专门论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壬辰录》的影响，论述较为全面。由于文献资料的关系，韦先生研究《壬辰录》主要依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藏的朝鲜语本和汉文本两种，未涉及韩国所藏的汉文小说《壬辰录》，也未论及《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始末。另外，金秉洙《明清小说传入朝鲜的历史过程考略》、许辉勋《试谈明清小说对朝鲜古典小说的影响》④等论文从宏观角度论述了明清小说在朝鲜半岛传播的状况，拓展了中韩小说比较研究的广度。由于国内有关朝鲜小说的文献资料匮乏，研究者很难进一步深入、挖掘。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搜集并整理韩国文献资料，以《壬辰录》、《兴武王演义》作为研究中心，论述《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始末及其对朝鲜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而挖掘朝鲜汉文小说与中国小说的文化渊源。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朝鲜历史演义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一、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朝鲜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传播的最早记载见于《宣祖实录》卷三“宣祖二年六月壬辰”条：

上御夕讲于文政殿，进讲《近思录》第二卷。奇大升进启曰：“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间闻之，则甚多妄诞。如天文地理之书，则或有前隐而后著，史记则初失其传，后臆度而敷衍增益，极其怪诞。臣后见其册，定是无赖者裒杂言，如成古谈，非但杂驳无益，甚害义理。自上偶尔一见，甚为未安。就其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带中诏、及赤壁之战胜处，各以怪诞之事衍成无稽之言。自上幸恐不知其册根本，故敢启。⑤

朝鲜宣祖二年即明隆庆三年（1569），奇大升启奏宣祖时声称“此书出来未久”“后见其册”，那么此书传入朝鲜的最迟时间应为隆庆三年。奇大升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内容甚为熟悉，以《三国志》正史的标准评判其“怪诞”。实际上，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传入朝鲜半岛之前，朝鲜士子文人对于中国三国史籍、三国故事耳熟能详，广为传播，在他们的诗文史论等著述中常常涉及中国三国史事。如高丽朝李榖（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忠定王三年，1351）《稼亭集》卷15《咏史》二首《吕布》、《蒋干》，朝鲜士子金时习《诸葛亮传》⑥等，征引史料依据《三国志》及其裴松之注。士子文人对于三国史传人物的传播，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三国志通俗演义》传入朝鲜之后，它主要在奇大升等身居高位的文人士子阶层流传，在社会上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但发生在万历二十年（1592）的壬辰之变，推动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万历壬辰年，日本侵犯朝鲜，烧杀抢劫，攻占朝鲜都城王京。据《明史》卷二《神宗本纪》载：

五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李昖公奔义州求救。

冬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救朝鲜。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李如松攻倭于平壤，克之。……夏四月癸卯，倭弃王京遁。⑦

明朝大将李如松于万历二十年十月率兵入朝鲜，经过平壤、开城、王京等战役，救助朝鲜王廷于危难之际，多次打败倭寇，取得阶段性胜利，于第二年十二月受诏还朝。直至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才最终平定倭乱。在壬辰倭乱之后，朝鲜人民对于明朝兵将加以神化，士子文人根据李如松等人的平倭史事传说撰写《壬辰录》，把关羽推崇为朝鲜的保护神，虚构了关羽帮助朝鲜军民抗击倭寇、护佑朝鲜国王恢复王京的故事情节。随着朝鲜本土汉文小说《壬辰录》的广泛流传，关羽、《三国志通俗演义》知名度迅速提高，士子文人的阅读需求促使朝鲜书坊翻刻《三国志通俗演义》。朝鲜仁祖五年（明天启七年1627），朝鲜书坊依据万历年间的周曰校本刊刻《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现藏于首尔大学校奎章阁图书馆。在朝鲜刻本问世之前，《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作为天朝典籍秘藏于文人士子之手，阅读者多为社会上层。此刻本问世之后，此书在古代朝鲜各阶层开始传播。朝鲜学者李植（1584年，宣祖17年—1647年，仁祖25年）《泽堂集》卷一五载：

演史之作，初似儿戏，文字亦卑俗，不足乱真。流传既久，真假并行，其所载之言，颇采入类书。文章之士，亦不察而混用之。如陈寿《三国志》，马、班之亚也，而为演义所掩，人不复观。今历代各有演义，至于皇朝开国盛典，亦用诞说敷衍，宜自国家痛禁之，如秦代之焚书可也。⑧

李植去世于朝鲜仁祖二十五年，即清顺治四年，他谈及陈寿《三国志》“为演义所掩，人不复观”。所称“皇朝”即明王朝，“皇朝开国盛典，亦用诞说敷衍”当指演义明开国事迹的《皇明英烈传》，说明《三国志通俗演义》及其他历史演义小说在壬辰之乱后的仁祖年间开始广泛流传。朝鲜学者金万重（朝鲜仁祖十五年，1637—朝鲜肃宗十八年，1692）在《西浦漫笔》中也证实了壬辰之乱之后《三国演义》在朝鲜传播的历史事实：“又今所谓《三国志演义》者，出于元人罗贯中，壬辰后，盛行于我东，妇孺皆能诵说，而我国士子多不肯读史，故建安以后，数十百年之事，举于此而取信焉。”⑨“妇孺皆能诵说”、“士子多不肯读史”，而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故事津津乐道，并把小说中的三国故事当作正史，其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影响超越了正史《三国志》。

朝鲜丙子（崇祯九年，1636）胡乱至朝鲜英祖年间，《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流传达到繁盛时期。朝鲜仁祖十三年冬十一月，清太宗皇太极亲率大军攻打朝鲜。第二年正月朝鲜国王李倧投降，朝鲜世子作为人质随清兵入盛京，朝鲜国每年向清贡奉方物，朝鲜史书称其为“丙子胡乱”。丙子胡乱对于朝鲜朝廷、士子等各阶层影响甚深。朝鲜地处半岛，土地贫瘠，物产不丰。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财富上，丙子胡乱给古代朝鲜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是空前的。仁祖朝大臣赵锡胤上书国王云：

噫！东方之民，陷于涂炭久矣。逮至丙子之乱，死于锋刃者几何？填于沟壑者几何？系累而变为异类者又几何？丧亡之余，疮痍未完，而重困于诛求供给，饥寒流离，父子不相保。况乎缚束催迫，驱之于不测之海路。斯民之疾苦冤痛，靡有其极，亢旱大无之灾，又胡然而荐臻哉？

此剳子上书于庚辰年（1640），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尤其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困境。因为壬辰之乱后，朝鲜王室与明朝廷关系甚为密切，视天朝大明为君父之邦。朝鲜王朝投降清廷之后，朝鲜士子在伦理道德方面陷入尴尬之境，觉得背叛明廷，即是背离了仁义礼智信。朝鲜文人宋穉圭为仁祖朝大臣崔鸣海作行状时阐释甚明。崔鸣海潜心经学，以忠义激励自己，感念神宗皇帝：“我国壬辰后，保有疆土，赡养民庶。国而君臣，家而父子者，莫非神宗皇帝至恩盛德！”丙子之变时，他书写神宗皇帝之灵位，组织义兵抗击清兵。他说：“我国之于皇朝。义则君臣。恩犹父子。而不能举义讨虏。反受其锋。此正主辱臣死之日也。”崔鸣海的心态代表了大多数朝鲜士子普遍心理，丙子胡乱的结果给他们带来沉重的精神压抑。丙子胡乱之后，朝鲜士子阶层忠义观念思想的反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推崇的忠义观念相互契合，小说所弘扬的忠义思想渐渐演变为朝鲜民族文化、社会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也达到鼎盛时期。如当时的学者崔奎瑞（孝宗元年，1650—英祖十一年，1735）非常崇敬诸葛亮的忠义思想：

其初见先主时，座隅垂荆益图，人以其已知创基于荆、益，神之。……以关羽守荆州，不知其骄慢之必败；白帝之役，未尝谏止，而后乃追思法孝直，其长中所谓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者，实忠实语也。观孔明者，当于前后两表上求之，以其忠义之如此。故当其暗主在上，居外专政，终其身而小人不敢乘间。李平廖立见废而无怨，此其所以难也，先儒所称三代上人物，岂虚也哉？

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三国演义》的忠义思想越来越受到朝鲜正统文人的认同，远远超越了它在国内稗说小道的文化地位，朝鲜士子文人把它和经史并举，成为科举考试的题目。据朝鲜学者李瀷《星湖僿说·人事门》：云：“在今印出广布，家户诵读，试场之中，举以为题，前后相续，不知愧耻，亦可以观世变。”又肃宗朝大提学李彝仲曾以《三国演义》命题考试士子。据金万重记载：

李彝仲为大提学，尝出《风雪访草庐二十韵排律，以试湖堂诸学士》。余谓：“令公何以‘衍义’出题？”李笑曰：“先主之三顾，实在冬月，其冒风雪，不言可知矣。”

李彝仲（仁祖十一年，1633—肃宗十四年，1688）于肃宗六年、肃宗十年两次官拜大提学，金万重与他关系密切，金万重《西浦集》、李彝仲《西河集》中收录了相当数量的两人相和的诗作。金万重所载李彝仲事当非虚言。实际上，当时的文人士子熟读《三国演义》，常常在诗文杂录中引用其中的故事情节。如李敏求《东州集》卷一《与李泰之书》云：“蜀将黄忠老而膂力弥壮，斩夏侯渊于汉川。及为后将军，则关羽羞与为伍。”金昌翕《三渊集拾遗》卷之二十四《杂说》载：“近日洞内多梁上君子，重门厚墙之家，鲜免其偷，独我无墙者尚免。此在兵法，虚虚实实之术也。诸葛孔明尝开门鼓琴，贼不敢犯。”关羽羞与黄忠为伍出自《三国演义》第七三回，诸葛孔明空城计出自《三国演义》第九五回。朝鲜士子文人对于《三国演义》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在闲谈杂录、书信往来中以典故的形式通常征引，朝鲜士子所能阅读到的小说及其小说的鉴赏水平，以及对三国故事的熟知程度，恐怕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生活在肃宗、英祖年间的朝鲜画家尹德熙（1685—1766）在其文集《私集》卷四载录《小说经览者》一篇，抄录中国小说目录127种。这些小说既包括《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也包括话本、公案、人情等小说，在中国本土较有影响的通俗小说基本载于这篇书目。

朝鲜正祖时期，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发展均达到鼎盛阶段。朝鲜正祖李算博学多才，熟读经史，是朝鲜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代国王。其后的纯祖（1801）至高宗甲午更张（1894）时期，朝鲜国运渐渐走向衰落。这一时期，《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的传播也由鼎盛渐渐走向衰微。正祖即位之际，正是通俗小说在古代朝鲜广为流传时期。据赵秀三(1762—1845)在《秋斋集》卷七《纪异·传奇叟》云：

传奇叟，居东门外，口诵谚深稗说，如《淑香》、《苏大成》、《沈清》、《薛仁贵》等传奇也。月初一日，坐第一桥下，二日坐第二桥下，三日坐梨岘，四日坐校洞口……六日坐钟楼前。

又《李朝实录·正祖实录》正祖十四年（庚戌）八月戊午条：

谚有之，钟街烟肆，听小史稗说，至英雄失意处，裂眦喷沫，提折草剑，直前击读的人，立毙之。

从这些文献资料可知，到了正祖年间，小说的传播已不仅以书籍的阅读、传抄为主要接受方式，说书艺术也成为人们接受小说的一种主要传播方式，小史稗说的说话表演已成为人们娱情消遣、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在通俗小说广泛传播的文化背景下，正祖十一年，正祖开始查禁明清人文集及稗官小说，认为：“最所切可恶者，所谓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杂说，尤有害于世道。观于近来文体，浮轻噍杀，无馆阁大手笔者皆由于杂册之多出来。”同时，正祖国王立足于传统儒学来界定小说的文化特质：“小说蛊人心术，与异端无异。而一时轻薄才子，利其捷径而得之，多有慕效。而文风卑弱委靡，与齐梁间绮语无异。”正祖十六年，再次强调“文体反正”、查禁稗官小说的文化政策：

而近来士趋渐下，文风日卑，虽以功令文字观之，稗官小品之体人皆仿用，经传菽粟之味便归弁髦，浮浅奇刻，全无古人之体，噍杀轻薄，不似治世之声，有关世道，实非细扰。……如欲拔本而塞源，则莫如杂书之初不购来。前此使行，固已屡饬，而今行则益加严饬，稗官小记姑无论，虽经书史记，凡系唐板者，切勿特来。

朝鲜正祖把国家政权的命运与文风联系在一起，书籍的管理非常严格，对于中国通俗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正祖推崇传统儒学、整顿文风的文化措施，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文人士子也随之推波助澜。当时著名的学者李德懋认为小说有三惑：“小说有三惑：架虚凿空谈鬼说梦作之者，一惑也；羽翼浮诞鼔吹浅陋评之者，二惑也：虚费膏晷鲁莽经典看之者，三惑也。”甚至把小说视作乱书。“夫小说，乱书也；元，乱国也。其作俑者，可以加乱民之诛矣。汉之党论、晋之清谈、唐之诗律犹有气节风流之可观处，然亡国而害道，彼小说安可方乎此三者哉？”在批评通俗小说时，李德懋特别提及《三国志通俗演义》“乱正史、坏心术”。在正祖年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传播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以为小说具有补史的社会功能，如李圭景（1788年—？）专门著文《稗官小说亦有微补辨正说》，以为小说不可尽废，“或可补史牒”。其后纯祖至高宗的90多年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传播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更加广泛，朝鲜后期的《缉敬堂书目》、《大畜观书目》等书目中均著录《三国演义》，另外，韩国文人的各种朝鲜语翻译本，版本众多，可以明确具体刊刻、抄写时间的有两种，如金东旭先生收藏的1859年红树洞刊木刻本、韩国中央图书馆藏1871年李氏《三国志》17卷17册抄本等等，其他无法明确具体时间，朝鲜后期朝鲜文译本有10余种。同时，朝鲜文人根据读者的阅读需求，把人们喜欢的故事情节进行节选，译成朝鲜文本，如《华容道实记》、《赤壁大战》、《三国大战》、《山阳大战》、《赵子龙实记》、《关云长实记》、《大胆姜维实记》、《黄夫人传》、《梦诀楚汉讼》、《梦见诸葛亮》、《五虎大将记》等。这足以说明，《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后期的传播比起前期更加普及，深入民间。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流传的过程中，朝鲜文人在阅读历史演义小说的同时，也开始以汉文创作历史小说。其历史题材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朝鲜历史人物题材为主的，其代表作品主要有反映壬辰之乱的《壬辰录》、丙子胡乱的《林将军传》、朝鲜三国史事的《兴武王演义》等；一是以中国题材为主的，如《薛仁贵传》、《帷幄龟鉴》（项羽、刘邦楚汉相争题材）等。以朝鲜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朝鲜民族文化特征，反映了朝鲜王朝的政治历史，寄寓了朝鲜文人士子的民族文化观念。而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这类小说，多是在中国小说基础上的改写，内容、故事情节与中国小说近同。如《薛仁贵传》，又作《白袍将军传》，全文1万4千字左右，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薛仁贵出身、征辽救主屡立战功、凯旋受赏。所叙故事情节均依据清姑苏茹莲居士编六卷四十二回《薛仁贵征东全传》。由于朝鲜文人所著汉文历史演义小说体现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观，反映了各个时代朝鲜文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对于这类小说的深入研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壬辰录》创作的影响在壬辰倭乱之前，虽然奇大升等士大夫已经阅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但由于该书刊刻的数量有限，恐怕大多数士子文人接触到它的机会并不多。其后的壬辰之乱长达六年，遭遇祸乱的地域北到义州，南到南海，占朝鲜半岛的百分之八十，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在这一时期，《三国志通俗演义》广泛传播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壬辰倭乱平定之后，朝鲜朝野为何广泛传播《三国志通俗演义》呢？根据朝鲜文献考辨发现：在壬辰之乱中，朝鲜人民接受三国故事并非阅读《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是从关羽崇拜中获得的。壬辰倭乱平定之后，在关羽崇拜的基础上，《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才在朝野之间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宋元时期，关羽崇拜逐渐形成，据元初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云：“其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到了明代洪武年间，由于明廷在边疆地区设置卫所，戍守军人及其家属成为移民主体。由于关羽忠义神勇，辅助汉室，关羽成为边疆地域军民心中的佑护神灵。正德年间漳州府铜山卫《鼎建成铜城关王庙记》载：“国朝洪武二十年，城铜山以防楼寇，刻象祀之，以护官兵，官兵赖之。”这一时期，西北陕西、甘肃，西南云贵、东南福建均修建关庙，具有很强的军事色彩。至嘉靖年间，东南地区倭寇横行，明朝军民积极抗击倭寇。每取得胜利之时，明朝廷及其军民均把抗倭的胜利归功于关圣。如嘉靖三十四年，赵文华、胡宗宪受命平定倭贼。“倭寇继乱东南，天子命赵公文华统师讨之，师驻嘉兴。军中若见关侯灵应相助我师者，已而，师大捷。赵公请于朝，立庙于嘉兴，以祀侯。”又张寰《寿春庵新建汉寿亭侯关王祠记》载：“（胡宗宪）练兵于吴山之寿春庵，侯示之梦，若有相于公者。已，果连破贼数阵。”随后，胡宗宪为关羽立庙祭祀。到了万历时期，关羽崇拜达到鼎盛时期。万历十年封协天大帝，万历二十二年，道士张通元向朝廷请求，进关羽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在明代，由于朝野均把关羽视作佑国安民之神而崇拜，所以关羽庙宇遍及州县，香火极其旺盛。尤其在军中，关羽成为官兵们崇拜的军神，出征打仗、凯旋归来，官兵们都要祭祀关羽，希望他庇护人们英勇杀敌，取得战争胜利。在朝鲜壬辰之乱平定过程中，明朝军队自壬辰年七月入朝平倭开始，直至戊戌年（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彻底平定倭乱，明朝军队先后有数十万军队在朝鲜半岛作战，始终是平倭的主力军队，左右着朝鲜战局。既然明朝数十万大军先后在朝鲜半岛浴血奋战六年有余，那么明朝军队的宗教文化信仰——关羽崇拜必然带到了朝鲜半岛。根据朝鲜文献史料记载：“戊戌正月初四日退师，有游击将军陈寅力战中贼丸，载还汉都调病。乃于所寓崇礼门外山麓创起庙堂一坐，中设神像，以奉关王。”关庙塑神像三尊，关帝居中，左右为关平、周仓。庙外立两长竿两旗，一旗书“协天大帝”，一旗书“威震华夷”。另外，还有丁酉年明朝游击将军茅国器在星州建关庙，戊戌年明朝都司薛虎臣在岭南安东建关庙，戊戌年水军都督陈璘在古今岛建关庙。在关羽庙兴建的当年，明、朝联军平定了倭寇，人们自觉地把战争的胜利和关羽的神灵联系在一起。“未几，倭酋关白平秀吉死，倭诸屯悉皆撤去，此亦理之难测者也。岂偶然耶？”戊戌年（1598）平定倭乱之后，协天大帝关羽的事迹及其灵应故事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随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也开始在朝野之间广为流传。由于阅读的需要，朝鲜书坊在仁祖五年（1627）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历史演义题材为《壬辰录》的创作提供了创作思路与文化依据。

在壬辰之乱之中及其后，亲身经历倭乱的李舜臣、柳成龙、李恒福、金千镒、安邦俊等载录了这场祸乱的始末，以日记、杂录、传记等形式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信实的史料。现存的汉文小说《壬辰录》即是在壬辰史料的基础上加以演义、虚构而成书的。根据韩国古小说研究会编《韩国汉文小说目录》统计，韩国现存《壬辰录》版本12种，均为抄本，多为个人所藏。除此之外，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藏《壬辰录》抄本一种，中韩文学比较研究著名学者韦旭升先生整理并在国内出版。在诸抄本之中，笔者能够阅览到的主要有三种：

（1） 姜铨燮藏，抄本，首页题“《壬辰录》，岁在壬辰年日”，扉页题“岁在壬辰十一月二十九日”。

（2） 高丽大学藏本，题《壬辰录兼兔事》，抄本，每半页10行，每行字数不一。篇末题“乙未十二月十三日始草十五日终”，抄写字体工整清晰，出自一人之手。

（3） 韦旭升先生整理的金日成综合大学藏本。韦先生评述其原本说：“原本纸张粗糙，毛笔抄成，字迹大多清楚，且字体不一，各页疏密不同，显然是经多人之手抄录的。”三种异本分为两个系统，笔者把它称为简本和繁本。简本系统包括姜铨燮藏本和高丽大藏本。姜铨燮抄本与高丽大藏本内容虽有些差异，但二者内容近同，创作者以怪诞传说演述历史，以虚构为主。姜铨燮本为全本，内容完整；高丽大藏本明显以姜铨燮抄本系统为底本而抄录的，抄录者对底本进行删节，抄录错误甚多。繁本系统即金日成综合大学藏本，创作者熟知壬辰之乱史事，在史实上略作艺术加工，其史料价值明显高于简本系统。简本与繁本的作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具体的写作年代也难以考辨。

从简本《壬辰录》内容来看，小说应该出自下层文人之手，故事取材多源于民间传说。如李恒福、李德馨入明朝求助援兵之事。根据历史史事，出使明朝求助的是李德馨一人，李恒福并没有随行。小说虚构两李觐见神宗皇帝，神宗拒绝出兵。李恒福唯恐宣祖大王着急，还国报信。倭兵进犯，事态紧急，恒福再次赴中原。恒福路宿荒村，遇到一老妪。老妪手拿一幅李如松的画像，向李恒福出售画像，并告诉李恒福，解救朝鲜危难非此人不可。第二天天亮，荒村化为平地，原来是神人相助。又李如松索龙肝事。李如松接到出兵朝鲜的命令后，向李恒福索要龙肝，否则不愿出兵相助。李恒福非常郁闷，在白马江上痛哭一昼夜，感动白马江龙，愿献肝于恒福。在历史上，李恒福虽没有出使中原，但《壬辰录》的作者把李恒福求助天朝的故事写得栩栩如生，这些恐怕出自朝鲜民间对于李恒福的传说。李恒福（1556年，明宗11年—1618年，光海君10年），壬辰之乱中首倡请援于明朝，先后辅助明将李如松、杨镐平定倭乱，有《白沙集》传世。由于李恒福功勋卓著，朝鲜民间自然赋予其很多神异色彩。在简本《壬辰录》中，作者明显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如金德亮刺杀西飞，西飞“其目翻之则不睡，不翻则睡之”，西飞之描述源自张飞；又如金德亮匹马单枪杀入倭阵：

之南之北，东破西伤，触处死者不知几千余。北地望见曰：“此乃飞将军也，胜于蜀将赵云之勇也。”乃下令军卒信听我言，从鼓声合力终死，急促围之，庶可斩之。

这段描写直接模仿《三国志通俗演义》赵云长坂坡之战。除此之外，关羽托梦显圣的故事也是简本所独有的。在简本系统中，作者三次虚构了关羽显圣的故事。小说开篇即写关羽向宣祖托梦：

七日夜，大王正寝宫殿，偶得一梦，有一将军披甲杖剑，自南而来，扣门大呼曰：“王宿耶？未耶？”王答曰：“谁也？”对曰：“古汉中郎将关羽也，急传消息而来矣。明日君之国内有大患矣，风雨到于先陵，自汉以东人火绝矣，何其偃蹇鼾睡？”

关羽告诉朝鲜宣祖，倭僧刻木为人，在木像背后写上古代名将的名字，然后装在竹笼里。倭僧一旦用道术把这些木偶幻化为**乱朝鲜，朝鲜将要大难来临。在关羽的帮助下，朝鲜大将崔致白擒获并斩杀倭僧。第二次显圣甲午三月初三日夜，关羽托梦给宣祖大王：“方今平秀吉陷庆尚道，遍杀将卒，再佑束手北地据忠清道，人民偷生。贺罗北陷京城，王即是避逃不如还宫。”随后，关羽率神兵为先锋，打败倭将贺罗北，帮助宣祖恢复王京。第三次写关羽托梦给明军统帅李如松，向李如松推荐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从小说取材来看，小说作者是一位下层文人，对于朝鲜民间的传说非常了解，并且具有深厚的民族思想，所创作的《壬辰录》并不拘泥于史实，以壬辰之乱为背景，以李舜臣、金德亮等人物为中心，根据自己的思想观念虚构壬辰倭乱。

从繁本《壬辰录》故事情节、语言风格来看，其作者是一位学识较高的朝鲜文人，他创作的《壬辰录》与简本《壬辰录》内容完全不同。作者熟知史料，并善于运用史料编撰故事，是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历史演义小说。从《壬辰录》故事内容来看，作者对于中国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非常熟悉，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引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故事及人物。朝鲜将领金梦瑞善于舞剑，问明军统帅李如松说：“若比于古人，何如于关云长？”李如松回答说：“汝何言耶？汝十人，不能当我裨将乐尚智，乐尚智十人，不能当我。以我十人，不能当常遇春。常遇春十人不能当关云长。”又丁酉年二月，水军大将李舜臣在唐项浦结船阵，倭兵皆溺水而死，独统帅平行长逃脱。水军大将李舜臣嗟叹曰：“昔诸葛亮南征孟获，而烧尽胜甲兵三万名，自叹其十年减寿，而吾亦今日之事杀人名几何，而减其寿不得善终矣。”在繁本《壬辰录》中，作者也虚构了关羽显圣故事，其叙述明显要比简本《壬辰录》艺术化，故事情节曲折。李信忠到倭营中商谈议和之事，每夜入关王庙祷告：“英灵义魂，万古不死，勇冠三国，威震华夏，岛夷作乱，贼京城陷没。念关王：马有赤兔，剑有青龙，一奋神勇，击逐倭贼。”当倭将回军到东大门时，灵风顿起，关羽率领神兵在空中杀伐。倭兵死伤无数。最后，倭将不得不逃离京城。关王显圣的故事不再是简本《壬辰录》简单的托梦，而是把朝鲜将领的祈祷、显灵、倭寇退兵联系在一起，通过关羽显圣描写人物，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多处反间计的描写，《壬辰录》作者描写倭将使用反间计陷害李舜臣时借鉴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不是简单地因袭模仿。李舜臣在唐项浦大败倭将平义智，平义智败归对倭将统帅平行长说：“统制使李舜臣在世，则吾以百万之兵不能窥朝鲜，尽为海中之鱼矣！”然后平行长利用朝鲜将领李舜臣与金梦瑞、元均的矛盾，金梦瑞、元均构害舜臣，舜臣入狱。总之，繁本《壬辰录》虽然拘泥于历史史实，所载录的人物事迹都有史料依据，但这部小说在创作中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借鉴是非常明显的。

总之，从内容上判断，简本、繁本《壬辰录》在创作过程中均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是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作品。简本故事情节虚构性强，塑造了李舜臣、金德亮等抗倭英雄人物，小说色彩浓厚；繁本采用实录的笔法，虚构较少，众多的抗倭英雄多有史料依据。由于历史上缺乏《壬辰录》作者的文献资料，再加上简、繁本两个系统的小说在朝鲜流传的过程中均以抄本传世，在传抄中不断被修改，抄本之间差异较大，所以很难考辨《壬辰录》作者及具体的成书时间。

三、 《兴武王演义》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模仿《兴武王演义》，又名《兴武王实记》、《角干先生实记》《开国公实记》、《兴武王三韩传》等，版本众多。小说采录三国史料为依据，以新罗名将金庾信为中心，叙述金庾信辅助武烈王、文武王联唐灭百济、高句丽的故事。金庾信一统三韩，功勋卓著，是韩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英雄人物。作者李鼎均（1852年—1899年），字顺九，号云樵。籍贯延安，生于朝鲜哲宗壬子六月二十四日，卒于光武三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三日，未有科举记录。李鼎均孝友淳笃，言行谨慎，乡党敬重，富有才名。九岁时，以《萤火》作诗曰：“落地无烟火，飞天有翼星。”世以神童称之。由于未入仕途，朝鲜史籍未载其生平事迹。《兴武王演义》一书在朝鲜后期广为传播，在朝鲜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兴武王演义》最早刊刻于1899年，三卷三册，卷首李鼎均序、其次目录，不分回，正文以则分。此本现藏韩国光州朝鲜大学校。李鼎均序末署“崇祯纪元后五周丁亥二月己卯延安后人李鼎均谨序”。丁亥年即1887年，序称：“自早岁得见兴武事略于《文献录》中，以寓景仰之慕者有年矣，幸去年冬寓得本传于王远裔之家，而平生伟绩载录无遗，披读再三，击节称赏。”于是李鼎均参考韩国古代史籍，博采众说，著《兴武王演义》三卷。金容淳跋云：“故丙申秋龟城李鼎均氏以中郎讳茂之后孙为有通家之宜，搜采异说，辑成文卷三编，名曰《兴武王演义》，匡合伟绩，开卷了然。”“戊戌（1898）冬，从弟容旭与族人钟乐甫合谋刊布，相与尽诚，逾年而孱功，因嘱余以记之。”此跋写于己亥年正月。从序跋可知，李鼎均对于兴武王庾信的事迹非常推崇，在丙戌年（1886年）得到金庾信后裔所藏家传，采录史料，创作《兴武王演义》。第二年（丁亥年，1887）二月完稿并作序，藏书稿于家中。1898年，金庾信后裔金容旭、金钟乐合谋刊刻，第二年刊刻竣工。其后，这一小说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在金容旭、金钟乐刊刻的同一年，金钟万也刊刻该书，名之为《兴武王实记》，三卷三册，卷首曹始永序，无目录，正文部分不分则，现藏于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卷首序末题“崇祯纪元后五己亥庆尚南道观察使夏山曹始永谨序”，并称受金庾信后裔金钟万所委托而作序。曹始永、金钟万未知小说创作者的姓名，也未说明小说文本的来源。

李鼎均依据史料，虚构历史演义小说，在朝鲜大学校藏本《兴武王演义序》中阐述甚明：“是书也虽若浮虚夸张，大略几越乎家传及东史之本旨也，使端人正士读之，则似不免于轻薄之辞，然特以钦敬之切有所称之耳！”其书是在家传、史书的基础上进行虚构敷演，属于小说家言。在韩国历史上，金庾信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文人士子史论著述，金庾信的事迹广为流传。高丽王朝金富轼修纂《三国史记》时以三卷的篇幅撰写《金庾信》，超过新罗太宗武烈王、文武王的篇幅。金庾信，年十五岁为花郎，新罗真平王四十六年随父亲舒玄攻打高句丽，在兵败之际，率新罗军突围，一举成名。其后参加了平百济、高句丽的数次战役，功勋赫赫。唐高宗麟德二年，被唐帝封为平壤郡开国公。咸亨四年去世，享年79岁。新罗兴德王时，赠王爵，谥号“兴武”，后人称其为兴武王。金富轼评价云：观夫新罗之待庾信也，亲近而无间，委任而不贰。谋行言听，不使怨乎不以，可谓得六五童蒙之吉。故庾信得以行其志，与上国协谋，合三土为一家，能以功名终焉。虽有乙支文德之智略，张保皋之义勇，微中国之书，则泯灭而无闻，若庾信则乡人称颂之，至今不亡，士大夫知之可也，至于刍童牧竖亦能知之，则其为人也必有以异于人矣。在朝鲜王朝时期，权近《三国史略》、徐居正《东国通鉴》、《三国史节要》、无名氏《朝鲜史略》等文献均详载其事迹。朝鲜时代崔溥（端宗二年，1454—燕山君十年，1504）评云：“尚论新罗人物，则英雄豪杰莫如金庾信。……庾信，出入宣力，左右太宗，平丽定济，成混合之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奇勋伟烈，世不常有矣！”又朝鲜肃宗朝学者朴世采评云：“至如金庾信忠义智略，终能协赞唐师，统合三韩，是殆郭汾阳、徐中山之流亚，东方一人而已。”金庾信不仅为史家所关注，也常常成为士子文人咏怀的题材，如洪世泰的《金庾信墓》：“将军背上七星文，壮志终成统一勋。东国至今传异梦，西风有客吊孤坟。”朝鲜后期的李鼎均采录前代史料，博览文人杂录，以朝鲜三国时期的军事、政治斗争为社会背景，以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的军事斗争为中心，以武烈王、金庾信、盍苏文等人物为描写对象，描述了三国时代政治集团之间的诡谲权变，展现了新罗王朝一统三韩的历史过程。

朝鲜王朝后期，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在朝鲜半岛已广泛传播。从《兴武王演义》名称来看，这部小说的名目明显源自中国历史演义小说。从内容来看，无论其思想内涵、人物塑造，还是故事情节的设置，都明显模仿《三国志通俗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