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文学的不革命性。周作人是反对文学具有革命性的，他指出：“文学本来是不革命，便是民间文学也是如此，我们如要替它辩护，文学至少也总不就是革命。”他认为：“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它已有了它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他显然反对把文学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文学就是文学，革命就是革命，这完全是两码事，革命是不需要文学帮助的，因为文学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必要搞什么“革命文学”。我们认为，他如此绝对地主张文学的“不革命性”就显得武断了。

通过以上对“无形功利”说的阐释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与小说理论，总是引领文学界最新潮流的，尽管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尤其主张文学的“不革命性”有武断之嫌，但这一小说理论见解对文学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周作人的文学主张与小说理论是非常进步甚至是超前的，尤其“移情”说、“分离”说，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但他后期主张“无形功利”，尤其“文学无用论”，这似乎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就文学自身发展规律而言，“无形功利”说对纠正文学上的“工具”论、“附庸”论等极端现象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他虽然说过被人们指责的话：“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更无目的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其实，这是针对某种文学现象有感而发的。我们说，他的话偏激一些，大家可以不接受，但文学上的“奇谈怪论”往往能给我们一种新的启示，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扩展我们的思路，提醒我们文学发展切莫走向极端。总的说，他的“移情”、“分离”与“无形功利”三种小说理论主张的提出，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注

① 《红星佚史》的该版本笔者没有收藏，“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1914年版的《红星佚史》，要价攀升之3000余元。

② 韩洪举：《林译〈迦茵小传〉的文学价值及其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③ 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第九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④ 周作人：《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06页。

⑤ 韩洪举：《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方法论问题》，《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期。

⑥ 周作人：《知堂序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⑦ 引自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⑧ 周作人：《谈虎集·后记》，《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1页。

⑨ 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页。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见《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页。

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8—10页，第8页，第8页。

周作人：《沉沦》，见《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9页。

周作人：《阿Q正传》，见《鲁迅的青少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页。

周作人：《谈虎集·后记》，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31页。

周作人：《〈大黑狼的故事〉序》，见《永日集》卷首，岳麓书社，1988年版。

周作人：《〈燕知草〉跋》，见《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17页。

（原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