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话本小说作为大众化的世俗载体不同，文言小说更多的呈现出文人化、私人化与个性化的写作特性。它不再以取悦大众、献媚世俗为创作轴心，而是面向作者个体或文士阶层的情感交流和精神密语、心灵漫步与才学展示。文人墨客既可以借助文言小说传奇述异、逞才使气，也可以言志抒情、宣泄“孤愤”；既可以借助它设教鬼神、惩恶扬善，也可以游心寓目、遣兴娱怀。也正是这种私人化的创作特点，使文言小说的写作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自由度，成为一种极富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文体。不仅如此，文言小说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也远远超出话本小说。曾慥云：文言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春明倦客亦云：“古人小说谓纪事实、探物理、示劝戒、资谈笑则载之”，许秋垞也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是“所谓补谈资，昭劝惩，消炎暑，居斗室以犁许田，遣闲情以却睡魔而已”。他们的评论确实是道出了文言小说社会功能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互补性。可以说，文言小说创作的私人化、社会功能的多元化以及文体特质的开放灵活，造就了它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较广的生存空间，以致在白话文已取代文言文的20世纪30、40年代，仍有人从事文言文的写作，而此时的话本小说早已化为历史的陈迹。

注

① 刘富伟：《〈聊斋志异〉文本改编研究：以白话小说和说唱艺术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2007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未刊），曾对此有所论述，第11—48页。

② 参见陈文新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文新著《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绪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④ 黄大宏：《唐代小说重写研究》附录，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53页。

⑤ 刘勇强：《论“三言二拍”对〈夷坚志〉的继承与改造》，《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第73页。

⑥ 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⑦ 参见赵毅衡著《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205页。

⑧ 如周钧韬主编的《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以“著作权肯定，生平大体有数”为立传范围，只收录了48位作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而萧相恺主编的《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本着“著作权肯定，生平清楚或大致清楚”以及“入明后逐步从严”的原则，收录了159位作家（加上附记共162位），其中明清时期就有73位，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⑨ 参见潘建国著《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第二章、第四章。

宋懋澄：《与家二兄》，王利器校录《九龠别集》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

即空观主人（凌濛初）《拍案惊奇自序》，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85页。

参见郑振铎著《明清二代的平话集》，《郑振铎全集》第四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218页。

胡适把原因归结为章回小说的成熟和文言小说的流行，参见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郑振铎认为是古文家没有参与话本创作与朝廷的查禁，参见郑振铎《中国短篇小说集序》，《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孙楷第把原因归于乾嘉学风的影响，参见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士莹认为话本刊印的衰歇是因为它已经完成了胚胎白话小说的使命以及说书的健康发展受到了限制，参见胡士莹著《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8—619页。

欧阳代发的分析较为全面，兹不赘述，可参见欧阳代发著《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489页；陈平原主要倾向于从读者欣赏趣味与作家独立意识之间的缝隙入手解决这一问题，参见陈平原著《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刘勇强主要从文人精神与世俗载体的矛盾来给出答案，参见刘勇强著《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388页。

谭帆：《稗戏相异论》，《中国雅俗文学思想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页。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8页。

曾慥：《类说序》，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779页。

春明倦客：《金壶七墨序》，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505页。

绿筠居士（许秋垞）：《闻见异辞自序》，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88页。

（原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辑，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