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胡乔木同志访晤施蛰存先生记郭豫适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28胡乔木同志访晤施蛰存先生记郭豫适

一、 引言胡乔木同志晚年很关心高校和高校教师。Www.Pinwenba.Com 吧1987年他在沪期间，曾两度视察华东师大。他对大学教学情况非常关心。座谈会前还利用一点时间会见过几位老教授，其中有名誉校长、教育家刘佛年教授，乔木中学时代的老师、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和文艺理论家、中文系徐中玉教授等。1989年11月间，乔木同志时在上海。

他又表示要看望师大中文系的施蛰存教授，因为他读施著《唐诗百话》，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觉得“很是受益”，想起在中学生时期就开始接触施老的作品，又从该书卷首《序引》中得知施老曾大病住院年余，《序引》中记述《唐诗百话》撰写过程，其中有言：“1983年初，正想挤出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想不到从3月中旬起患了一场大病。我在医院中住了十八个月，于1984年9月出院回家。”关切地询问施老健康情况，能否在校中或住处见客。

施老十年前因患直肠癌做过大手术，术后情况良好，但是外出行动不便。他住在校外，难以到校。乔木决定到愚园路访晤施老。

11月29日上午，乔木由市委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趋访施老，我也陪同在座。那次晤谈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彼此谈文坛往事，谈鲁迅，谈《现代》杂志，谈书，谈书的出版和阅读，其中就谈到《唐诗百话》。施老是我的老师，有幸在他的“北山楼”聆听两位老人的晤谈是很愉快的，何况又确实是“一番内容丰富、亲切有味、令人难忘的谈话”。拙文《胡乔木同志谈〈唐诗百话〉》，载《文汇报》1993年7月17日。事后有些师友和同志希望能够把乔木和施老当时所谈的东西全写出来。我感到那次谈话对我们大家，尤其对从事思想、理论、文艺工作的同志确实很有好处，它不仅使我们对历史情况增加了一些了解和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现当代文艺一些历史问题乃至对于一些现实问题的回忆和思索。不过，全写出来却做不到，因为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胡乔木同志访晤施蛰存先生记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事后曾向施老询问一些问题，施老还向我提供了在那次谈话以前他发表的几篇有关的文章。考虑到要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胡、施二位的谈话，我又查阅过一些有关的史料，对此文中涉及的某些问题或情况有所申述。但就乔木那次访谈而言，则无论是笔者还是施老，都觉得当年谈话有些内容已经遗忘，现在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遗漏，不完整。文中对胡、施二位的谈话，除了某些语句由于印象很深因而加上引号以外，成段的话一般就没有加上引号，只是传达谈话的大意，具体文字的准确程度则自应由笔者负责。

二、 到“北山楼”会晤施老寓所是在愚园路临街一座房子的楼上。楼虽不高，但楼梯局促，虽扭亮了小电灯，照明度仍差，视力不佳者要上“北山楼”不大方便。那天上午，施老在他的起居室、书房兼会客室迎候客人。乔木一行扶着楼梯慢步登楼入室，施老已站在房门口和客人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乔木和北山老人均露出愉快的微笑。

接着客人和主人就围着房间中央一只方桌坐下来，彼此靠得很近，各人面前一杯清茶。乔木和施老就像未曾晤面的熟人，虽是初次相见，一见如故。

乔木说：“施先生，我很早以前就读过您的作品了！”施先生很高兴地笑着说：“谢谢您来看我！我也老早就知道您了！不过，那个时候有‘两个乔木’，人们对此不大清楚。”对于施老所说当年有“两个乔木”的话题，乔木微微点头，但对“两个乔木”是怎么回事没有具体回答，脸上若有所思的样子，大概因为施老此际提及“两个乔木”时，其中另一个“乔木”已经于数年前不幸病逝，施老的话无意中使胡乔木感到哀思吧。

原来事情是这样：当年胡乔木、乔冠华两位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且又都署名“乔木”，所以就有了“两个乔木”这个问题。外界有人以为是同一个人，有人猜可能是两个人但又不甚清楚。据说后来是**同志找二位来过问此事，并提出建议，让其中的一个“乔木”——胡乔木仍叫“乔木”，另一个“乔木”就叫乔冠华。这样，“两个乔木”的问题就愉快地解决了。其实，胡乔木、乔冠华二位不但用名相同，而且是有更多方面相同之处的亲密战友。据乔冠华爱人章含之《十年风雨情》的记述，他们二人“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乔木同志是深知冠华的”。乔冠华1983年9月22日上午去世，当天下午她就收到乔木同志的唁电，电文满含深情，使她泪如雨下。《十年风雨情——我与乔冠华》，见《文汇报》1993年9月17日、19日。文中有胡乔木如下唁电：“炳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取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实深憾恨。谨希含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胡乔木。”

三、 《现代》发表鲁迅文章“立了一功”

乔木和施老回忆起过去年代文坛的情况，其中给我印象甚深且又难忘的是，乔木不无感慨地说：文艺的事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有一些误会、误解，所以产生过一些本来或许是可以避免的悲剧。他说到这里稍有停顿，接着又补充说：“五六十年代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我们这一辈人主要是从文字记载上了解当年的情况；而五六十年代，我们已经是过来人，有了实际的经历并且记忆犹新。乔木同志说话声音不高，但话语十分清晰，短短的几句话使我们在座的人都感到很有分量，心情不免有点沉重。

显然，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有着丰富阅历的领导人，乔木不只是抒发个人的慨叹，这里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一种深刻的反思，他是在提示我们：大家应当认真地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接着，乔木首先谈到的是施老当年所编的《现代》杂志。他说：

“《现代》上面的文章，不能一概而论。”他特别称赞施老当年在刊物上发表鲁迅先生的文章，说：那个时候在您的刊物上发表鲁迅先生那篇文章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它作用要大得多，“您立了一功！”乔木还说鲁迅那篇文章影响很大，当时张××(?)曾说，《现代》发表鲁迅那篇文章，是当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乔木所说的鲁迅“那篇文章”，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为了忘却的记念》发表于《现代》第二卷第六期,1933年4月1日出版。此文编入《南腔北调集》，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大家知道，1931年，左联五烈士，即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员作家，被反动派逮捕后秘密杀害于龙华。鲁迅曾满含悲愤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发表在《前哨》月刊《记念死者专号》上，文末写道：“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该文作者署名L．S，文中未具体写出五位烈士的名字。两年以后，鲁迅又再写《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具体记述五位烈士的事迹，再次表达了对被杀害的革命烈士的真诚怀念，对反动派的强烈憎恨，同时再度显示鲁迅对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念。鲁迅的文章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启发和鼓舞青年们为国家和人民的光明前途而勇敢斗争。

乔木提到的当年对《现代》发表鲁迅此文给予极高评价的人究竟是谁？我当时只是凭声音听出好像是姓“张”(?)，名字没有听清。现在很后悔当时没有进一步问乔木。后来我问过施老，施老多年来是靠助听器听人家讲话，那天当然也不例外。他说他也听到乔木是说姓“张”，也没听清名字。他说：“会不会是张闻天？不过当时张闻天并不在上海。”施老这话是有根据的，此事我后来查阅有关资料可以佐证。

如秦建君同志曾考述鲁迅和张闻天的关系，说“张闻天与鲁迅于1931年2月至1932年12月期间，都在上海生活和工作，始终没有机会谋面”；但张闻天和鲁迅多有文字上的关系，张闻天1932年11月3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央机关报《斗争》第三十期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约一个月后，鲁迅在冯雪峰、瞿秋白商请下就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与张文相呼应。

1936年鲁迅逝世的噩耗由秘密电台报告党中央，张闻天即与其他领导人以**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三个唁电，这三个唁电的起草人就是张闻天。张闻天对鲁迅素来非常崇敬，1939年他在《关于编辑〈鲁迅论文选集〉的几点说明》中就强调指出：“鲁迅先生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参见秦建君《无限的信赖——鲁迅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种种情况看来，乔木所说高度评价发有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人极可能就是张闻天。

乔木进一步询问施老当年发表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的经过，问鲁迅此稿是怎样来的，发表此文是何想法。施老回答说：

“这稿子是我那天到现代书局楼上编辑室，在我桌子上发现的。我想会不会是雪峰派人送来的？但也不能肯定，我至今仍不能确切地说清楚。施老作有《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一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鲁迅给《现代》的文章，通常是由冯雪峰直接或间接转来的，也有托内山书店的送货员送来的。但这篇文章却不是从这两个渠道来的”，“后来听说，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施文见《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当时拿到这篇文章曾有点犹豫，但觉得鲁迅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好，还是应当发表。”施老说：“文章发表后，本来以为他们（适按：指国民党当局）会来找麻烦，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倒没有来找麻烦。”乔木听到这里，接口说：“如果他们来找麻烦，那岂不是反而欲盖弥彰了吗？”四、 “杜衡后来到哪里去了？”乔木接着还提及当年《现代》杂志其他成员。他问施老：“杜衡后来怎么样？到哪里去了？”施老回答说：“他后来去香港，跑到那边（适按：指投奔国民党）去了！哈哈，‘第三种人’做不成了！”听到施老后面这一句话，大家都笑出声来。

乔木所说的杜衡就是苏汶。当年施蛰存、杜衡、戴望舒是好友，同为《现代》杂志主要成员。那时苏汶曾著文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他支持胡秋原关于作家应当是“自由人”的说法。他们的言论遭到革命文学家的反驳，如鲁迅在《现代》上就发表有《论“第三种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