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的覆灭使我们国家的命运由危殆转向光明，地不分南北，人民的感受是相同相通的。记得当年由北京传出的那些批判“四人帮”的诗词，上海的人们就击节赞赏。而我住在北京虎坊路15号那间平房时，曾收到上海老友张友济寄赠给我的揭批王、张、江、姚的四首绝句。老张1986年已经在沪病逝，现在我把他三十年前寄给我的诗抄录在这里，也算是对亡友的一个纪念。老张的四首绝句如下：

（王害）难弟难兄抱一团，称王称霸据津梁。

树因雷击身先倒，托庇猢狲着了忙。

（张害）鹅毛扇折起欢呼，不饮人儿醉屠苏。屠苏，我国古代有屠苏酒、屠苏草，此处指前者。据《荆楚岁时记》，古代过年时家人欢聚共饮屠苏酒。苏轼《初夜野宿常洲外》诗：“但把穷愁搏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算尽机关卿卿误，何劳再用粉脂涂！

（江害）“旗手”如何是扒手，天功敢窃岂知羞！

风头出尽露乖丑，吕后可怜一梦休！

（姚害）青云直上骨头轻，饶舌鼓唇竞叛经。

“左”得出奇其实右，麟皮一剥见驴形。

老张这几首诗写得很好，如“不饮人儿醉屠苏”，此句甚佳，实为生动记时之笔。我想，1976年京沪和全国必是酒销售量创纪录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大欢喜，连一些不会饮酒的人也举杯同庆，喝醉了。顺便记一下，友济的诗写于揪出“四人帮”时，抄录在信里寄给我是在1976年11月16日。被他诗中剥去麟皮的那个“姚害”，跟他其实还有一点关系，友济文革前在《解放日报》文艺部当编辑时，姚文元正担任文艺部主任。因此他对姚文元有较多的了解，对姚文元那种青云直上骨头轻、“左”得出奇其实右的原形和本质看得很清楚。

我从1976年11月初到北京，直到1980年底任务完成返回上海，足足有四年稍长一点的时间。实事求是地说，一个人离开家庭长期孤身借调在外地，确实需要克服不少困难，原有的个人研究计划也须为保证集体任务的完成而作出调整，个人的生活和事业多少都受到一些影响。但当年我在北京鲁编室，从虎坊路15号到后来迁回朝内大街166号，能够参与1981年版十六卷注释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自己曾做出的一点微薄奉献，是非常值得的。

在三十年前那个动荡的年代，能有那样一个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内心是感到欣幸的。在京四年，我受到了许多教育，学到了不少东西，可以说是又读了一次大学。

首都是令人向往的地方，“鲁编”是一个使人怀念的集体，直到今天，曾在鲁编共事过的同志们，每当忆及当年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继承鲁迅这份宝贵遗产，传播鲁迅精神之火，大家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彼此真诚友爱互助，那种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境界，都会难以忘怀，至今想起仍感到亲切、兴奋和愉快。由于此文重点记述的是1976年的情况，许多值得谈的事情未能详谈，读者有兴趣的话，我推荐大家翻阅1981年《当代》杂志第五期上何启治、刘茵的长篇报告文学《播鲁迅精神之火——记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里面就记述着许多动人的真实的故事。

时日如流，当年参与编注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终于得以在1981年鲁迅先生百年诞辰前全部出齐。我作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责编之一，为此自豪。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即2005年版的十八卷本的《鲁迅全集》，这2005年版就是在1981年版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笔者虽为新版《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很惭愧自己所作的工作很少。2005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鲁迅全集》首发式，接着又去香山八大处参加修订委员会修订工作小结座谈会。大家心情兴奋感慨良多，千言万语，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继承好鲁迅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使鲁迅精神不断地传播下去，直到永远。

（原载《我的一九七六特刊》，北京古农主编《书脉》2007年第8期，上海《文学报》2008年3月27日选载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