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我的选择

2018-04-15 作者： 李泽厚；杨斌

24|我的选择

1982年，《文史哲》编辑部约我写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推而又拖，迄今四年，仍然难却。Www.Pinwenba.Com 吧我之所以推、拖，是因为第一，我自省确乎很少值得认真谈论的所谓“经验”；第二，关于谈经验已经写过了。《书林》杂志上就发了两篇，还有一些“访问记”之类。不过现在既已提笔，只好硬着头皮再写一点。讲过的不再重复，下面结合自己谈谈选择问题。

在人生道路上，偶然性非常之多，经常一个偶然的机缘，便可以影响、制约、决定相当一段时期甚至整个一生的发展前途。因之，一般说来，如何在面临各种偶然性和可能性时，注意自我选择，注意使偶然性尽量组合成或接近于某种规律性、必然性（社会时代所要求或需要的必然和自我潜能、性格发展的必然），似乎是一种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学术道路上，也如此，如何选择在客观上最符合时代、社会或学科发展的需要性，同时有具体环境、条件中的可行性；在主观上又最适合自己的基础、能力、气质、志趣的方向、方法、专业和课题，而不是盲目地随大流或与各种主观条件“对着干”，便是一件并不容易而最好能自觉意识到的事情。

我的好些选择就因为吃了这种盲目性的亏而遭受损失。以后因为注意纠正、补救这盲目性而得到一点成效。

我开始着手进行研究工作是在大学一年级。现在看来，为时略嫌早一点：自己太性急了，在基础还不够宽广的时候，牺牲了许多学外文和广泛阅读的时间而钻进了小专题之中。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学校支持身无分文的穷学生们以编卡片或写文章的方式来参加这个运动。记得当时我的同学和朋友赵宋光同志写了一篇讲文字改革的文章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我则努力在写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稿子。之所以选择谭嗣同也相当偶然，由于中学时代读过一些萧一山、陈恭禄、谭丕谟等人的书，对清史有些知识，对谭嗣同这位英雄同乡的性格有些兴趣，同时又认为谭只活了三十三岁，著作很少，会比较好处理，便未经仔细考虑而决定研究他。应该说，这是相当盲目的。结果一钻进去，就发现问题大不简单，谭的思想极其矛盾、混乱、复杂，涉及古今中外一大堆问题，如佛学、理学、当时的“声光电化”等等，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很难梳理清楚；远比研究一个虽有一大堆著作却条理清楚自成系统的思想家要艰难得多。所以我这篇讲谭嗣同思想的文章易稿五次，直到毕业之后才拿出去发表。我研究康有为是在1952年秋，比着手搞谭嗣同要晚，但我第一篇学术论文，却是1955年2月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因为康的思想就比谭要系统、成熟，比较好弄一些。时隔三十年，这篇讲《大同书》的文章现在看来似乎也还可以，最近《大同书》手稿和康的早年著作的发现倒恰好印证了该文的一些基本判断。而讲谭嗣同的那篇却一直到收入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中才似乎改得勉强使自己满意。这个“经验”实际上是给自己的一个“教训”。

我常常想，当年我对明清之际也极有兴趣，如果不过早地一头钻进谭嗣同，也许会研究《红楼梦》、李卓吾、王船山……；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更为肥沃，更有问题可提，更有宝藏可发。如当时搞下来，年富力强，劲头十足，到今天大概可以更有成绩更有收获吧。尽管至今仍然对这段有兴趣，但时一过往，何可攀援；临渊羡鱼，退而不能结网，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就是面临偶然性、盲目性缺乏足够的自我选择的后果。我有时遗憾地回想起这一点，但已经没有办法。

我在搞谭嗣同的同时及稍后，逐渐认识到只钻一点是搞不好这一点的。于是便有意识地把研究面扩展到康有为及整个维新派，并由此而下及革命派和孙中山。当时，像《戊戌变法》一类的资料书还没出版，我用任继愈老师借我使用的借书证（因为学生借书数量限制颇严）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中看了和抄了许多原始资料。（这使我至今觉得，真正要作历史研究应该尽可能查阅原始材料，而不能依靠像上述那种第二手的资料汇编。）这就是说，我意识到，不了解整个维新运动的前前后后，便不能真正了解谭嗣同；中国近现代的个别人物如不与时代思潮相联系，便常失去了或模糊了他的地位和意义；特别是一些并无突出思想贡献或思想体系的思想家，更如此。这样一来，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逐渐变成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又与当前现实有着深刻的联贯关系。谭嗣同以及近代思想史上的人物和问题便可以不只是对过往思想的单纯复述或史实考证，而似乎还能联系到今日现实的身影。这里并不需要故意的影射，而是昨天的印痕本来就刻记在今日的生活和心灵中。中国近现代的关系尤其如此。于是，对此作出认真的自我意识的反思研究，难道不是一件很有兴趣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但这种意义的真正发现却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和“文革”之中。民粹主义、农民战争、封建传统……，无不触目惊心地使我感到应该说点什么。而这点“什么”恰好可以与自己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所以，当我在“文革”之后连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和1978年结集时，我似乎因三十年前所盲目闯入的这个偶然性，终于取得它的规律性必然性的路途而感到某种慰安。特别是受到好些青年同志当面或写信来说明他们感受的时候。

我的研究工作的另一领域是美学。走这个领域的盲目性似乎不太多：自己从小喜欢文学；中学时代对心理学、哲学又有深厚的兴趣；刚入大学时就读了好些美学书，并且积累了某种看法。所以1956年遇上美学讨论，也就很自然地参加了进去。当时主要是批评朱光潜教授，但我当时觉得，要真能批好，必须有正面的主张。用今天的话，就是“不立不破”，自己倒是较早就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几十年来我很少写单纯批评的文章。我觉得揭出别人的错误一、二、三并不太难，更重要的应该是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新意见新看法。我总以为，没有自己的新意，就不必写文章。自然科学绝没有人去完全重复论证前人早已发现的定理、定律，社会科学领域其实也应如此。“人云亦云”“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做法、说法，我是不大赞同的。因此，在第一篇批评朱光潜的文章中，我提出了美感二重性、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以及形象思维等正面论点。这些论点虽然一直受到一些同志的批评、反对，但我觉得这样比光去批评别人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