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新春话知识——致青年朋友们
2018-04-15 作者： 李泽厚；杨斌
26|新春话知识——致青年朋友们
我喜欢和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但懒于写信。Www.Pinwenba.Com 吧《文史知识》要我为青年们讲点“治学之道”，我深知自己确无资格来讲这种“道”，但推托不掉，只好借此机会聊聊天，替代一些回信。既然是聊天，也就不算文章，更非正式议论，只是些闲话罢了。
《文史知识》销路据说很好，而且愈来愈好。目前各种读书活动更非常之多，也愈来愈多。知识的重要性在广大青年心目中看来已不成问题。这实在是件大好事。但一方面，“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倒似乎有点杞人忧天了。面对书山册海，老师宿儒，艰难试题，各种测验，据说年轻人也颇有困惑恐惧之感。同时，我也经常听到对年轻人的一些批评：这个“不扎实”，那个太浮……，据说这也使某些想搞学问的青年同志背起了精神包袱，总感到自己底子薄、知识少、没基础、不扎实。并且，据说要“扎实”，搞文史的就得从背四书五经、读《龙文鞭影》开始……。
事实究竟如何？年轻人是不是“不扎实”？究竟什么叫“扎实”？听得一多，倒不免使我有些怀疑起来。我记得年轻时，自己便亲耳听人批评过“郭沫若不扎实”、“冯友兰不扎实”、“侯外庐不扎实”……，言下之意是他们都没有“真学问”，万万不可学。我想大概是由于他们几位的论著中论议较多而考据较少的缘故吧，或者是在考证、材料上有某些失误的缘故吧。因为郭沫若也搞过不少考据，但我却听说郭的考据“太大胆”、“太浮躁”、“凭才气”、“绝不可信”，总之还是“不扎实”。这些批评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至今也还记得。嗟予小子，当时何敢吭一声，只好眼巴巴地静候批评者们拿出“扎实”的“真学问”来以便遵循。不过，也很遗憾，等了几十年，终于没有见到这个“真学问”。如今，倒不再听到有人说郭、冯、侯诸位“不扎实”了，但这帽子不知怎的又落到好些年轻朋友们头上，似乎成了某种定论。这使我不由得怀疑起来。
我想，这倒不一定就是人们的主观偏见或“嫉贤妒能”，而是有某种客观缘由在。这种缘由之一可能就是所持标准的不同吧。因为学问有时代性，知识有淘汰性。上下两代对知识和学问的观念、要求、需要不必尽同，但人们却并不经常意识到这一点。用旧尺量新装，于是就产生了扎实不扎实、有学问没学问的问题。今天，背不出“四书”的人却在研究孔孟，有人皱眉头：“不扎实。”但是，在“四书”朱注也能背的前清举子眼里，能背“四书”白文又算得什么“扎实”？今天年轻人不搞考证却又研究文史，有人发脾气：“不扎实。”但是在王念孙父子眼里，现代“扎实”的考证又真有多少分量？章太炎也许会嘲笑今天的教授们连字都不认识却侈谈学问吧?实际上，现代青年们学外语，懂科学，知道耗散结构和第×次浪潮，我看，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比王念孙、章太炎，也自有其优势和“扎实”在。那么，又何必如此自愧勿如，诚惶诚恐呢？年轻人应该自信，不要被庞大的中国故纸堆吓倒了、压坏了。不必老念念于自己基础不好、没有知识。其实中国文史方面的书，两三年就可以读很多，而有些知识则毫无用处，大可“不屑一顾”。例如某次读书试题中的“知识”——“《红楼梦》中一共有多少个梦”——便属于此类。大脑毕竟有限，缺乏这种连红学专家也未必须知的“知识”，又有什么了不起，又何必羞惭于自己读的《红楼梦》读得“不扎实”呢？
年轻人应该具有自己时代所要求、所需要的知识，而不必处处向老辈看齐，不必过分迷信什么“师承”、“亲授”。老师有的知识可以不必全有，老师所没有的知识有时却必不能无。研究中国文史，也该懂外语、学科学，明了世界大势，“中国书都读不过来，哪有工夫念外语”之类的论调，我以为是不妥的。记得有个材料说，陈寅恪回国时去见夏曾佑，夏说，你懂几国外语多好，我现在感到没书读了。陈当时心里颇不以为然：中国书那么多，怎能说没书读了呢？但后来，陈暮年时却深感夏的话有道理，因为中国书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基本东西。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也极深。这使我感到鲁迅当年的“不读中国书”、读中国书使人消沉下来等等，并不完全是气话。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未来，学习、研究中国文史的青年也要走向未来。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来看待、衡量和估计知识学问的扎实或不扎实。例如，我们今天确乎还需要各种“活字典”和各种博闻强记举一援十的学者专家，但这是不是文史领域中的唯一的方向、标志和道路呢？老实说，如果比死记硬背、比知识量的多寡、字典的大小，人大概比不过将来的机器。前人所艳称的某些“扎实”的学问，至少如编引得、造年表以及某些考证之类，将来很可能要让给机器去做。又譬如，以前读书都讲究抄书，所谓买书不如抄书。鲁迅就抄过书。抄书当然非常“扎实”，非常有助于知识获得的准确牢靠，但在知识不断爆炸、信息极为庞大，连复印机、计算机也忙不过来的现时代，我们还能盲目地强调不抄书、不背书就“不扎实”的老套吗？有一些研究生来找我，他们说，老师叫他们现在不必考虑什么问题，先读多少多少书，抄多少多少张卡片再说，“这才是真正的学问”。我自己也作卡片，并且从大学时代就作起。但我就不赞成脑子里毫无问题、自己毫无想法去盲目地作卡片，特别是对研究生来说。一大堆卡片并不等于学问。
将近百年前，严复对照中西异同以倡导改革时，除指出“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中国尊君而西人隆民”、“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等等之外，还说过：“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现在这一点似乎仍然如此，只要你掌握、罗列、知道的材料多，能繁征博引，便是“有学问”，而值得或可以吹捧炫耀。否则便不行。我总感觉这好像是原始社会的遗风。在原始社会，谁的胡子长，谁的权威就最大。因为他活得长，经历的事情多，“学问”当然也就最大。但近现代社会却并不是这样。真正的创新家经常有青年人。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学问、知识、经验，却偏偏能作出非常重要的发现或发明。从爱迪生到爱因斯坦，我看如果讲知识、学问，恐怕就比不过那些胡子长、头发白的教授专家们。但真正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却是他们的“新知”，而不是那些教授专家们的“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