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我所理解的《论语》

2018-04-15 作者： 李泽厚；杨斌

28|我所理解的《论语》

“记”者，我的评论、札记和解说也。Www.Pinwenba.Com 吧它们长短不一，品类不齐。或讲本文，或谈哲学；或发议论，或表牢骚；或就事论理，或借题发挥；并无定规，不一而足。可能这倒符合《论语》本身体例，也符合我反对建构哲学体系的主张。当然，所有这些札记，仍然围绕今日如何读《论语》这个中心来展开。“记”的一大毛病就是重复过多，翻来覆去讲那么点意思。这也没有办法，但愿读者们不嫌啰唆。

程树德《论语集释》评论朱注时说：“其注《论语》到处塞入理字。于仁则曰心之德，爱之理；于礼则曰天理之节文，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第一册第80页，中华书局版）又引《汉学商兑》所批判的“谵语”：“《论语》，孔门授受之书，不言及理。何独至于宋儒，乃把理学做个大布袋，精粗巨细，无不纳入其中。至于天，亦以为即理。性亦以为即理。却于物物求其理而穷之。凡说不来者，则以为必有其理。凡见不及者，则以为断无是理。从此遂标~至美之名曰理学”（第四册第1158页，见《汉学商兑》万有文库本第6页注）。这也就是我最近多次说过哲学家们用构建知识/权力体系来管制人们，统摄一切，最终造成“以理杀人”（戴震）和“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并乃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谭嗣同）

这当然不是《今读》所愿遵循的。本读只想随处点出，孔子作为活人，有与常人无异的行为、活动、意向和喜怒哀乐。所谓孔学，正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现实处境提出的各种意见、评论、主张和看法。它具体，并不虚玄；它普通，并无奥秘。但真要想到、做到，却又不容易。所以这些主张、意见等等便具有很高的理想性和一贯性。这就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论语》一书道理高深但语言平易，记述平易（大都是日常普通事实）。“记”也想尽量仿效，决不作艰深玄奥语，但说理能否高深，则未必了。其中有三点似值得在此一说：

第一，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性（理）的交融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它即是我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情理结构”。人以这种“情理结构”区别于动物和机器。中国人的“情理结构”又有其重要特征。这特征与孔子、《论语》、儒学直接有关。这也就是十五年前我在《孔子再评价》一文提出的“仁的结构”中的孔学的“心理原则”。孔子和儒学一直强调以“亲子之情”（“孝”），作为最后实在的伦常关系以建立“人”——“仁”的根本，并由亲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关系，辐射交织而组成和构建各种社会性—宗教性感情，作为“本体”所在。强调培植人性情感的教育，以之作为社会根本，这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传统。

除“仁”之外，《论语》和儒学中许多重要概念、词语、范畴，如诚、义、敬、庄、信、忠、恕等等，实际均具有程度不一的这种情感培育的功能或价值。例如，“敬”、“庄”等概念、范畴本来自对鬼神、天地、祖先的巫术礼仪（Shamanism），其中，情感因素浓厚而重要。《论语》和儒学虽把它们世俗化理性化了，却又仍然保存着宗教性传统的情感特征。从而，今天如何从培育人性情感角度来探索、考虑、论证《论语》、孔学、儒家，便是值得研究的命题。

在古今中外许多注疏、解说、研究中，我欣赏的是钱穆的下述见解，他一方面认为“孔子教义”具有“道地十足不折不扣的宗教精神”（《孔子与论语》第23页，台北联经版），同时又突出强调“情”的特征：“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重理知的部分。我们只能说，自理知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成理知。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重**之分异。人生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孔子与论语》第198页）我觉得这比现代新儒家们讲得远为准确和通俗。但由于钱是历史学家，他没有从哲学方面加以引申发挥，也未很好地贯彻在他的《论语新解》中。相反，《论语新解》倒塞满了好些似乎原封未动但早已陈旧迂腐的传统道德教义，实际并不符合上述说法。这也是我之所以要重新翻译并作新“记”的原因。

第二，孔学极重道德，如前所说，它将政治、伦理、宗教三者交融混合在道德之中。从而在后世使意识形态、宗教激情、**政体、家族威权、个人修养融合混同，形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虽经近代西学冲击洗刷，却并未能真正解体，而成为走进现代社会的某种障碍，引发出“打倒孔家店”的五四热潮以及今日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如何从孔学教义中注意这一问题，并进而区分开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使之双水分流，各得其所，从而相反相成，范导建构，似为今日转化性创造一大课题。从《论语》中分疏出曾子、子张“问仁”、“问政”即私德、公德两种倾向，实后世“内圣”、“外王”（汉代公羊学颇为重要，惜本读未及论述）两条线索的张本所在。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曾强调除孔（颜回、曾参）孟程朱陆王这条“内圣”线索外，儒学还有孔子（子贡、子夏）、荀子、董仲舒、何休、王通、陈亮、叶适、顾（炎武）、黄（宗羲）这条极为重要的“外王”线索。现在人们都喜欢大讲陈寅恪，却未注意陈早说过，中国哲学不及西方，而“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孔学的这个方面或线索，常为治哲学史、思想史者所忽视或轻视（如“现代新儒家”）。但正是这条线索在更大程度上维系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生存延续。谈儒学谈《论语》，而不重视这一问题，乃研究中的一大偏差。这在前面讲《论语》多出于曾子学派已点出。当然，这涉及“内圣”与“外王”、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种种复杂关系，当于“记”中有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