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雄视四方
2018-04-15 作者： 夏坚勇
11雄视四方
江都是杨广魂牵梦萦的地方，这里的市井街衢都是旧时岁月，虽然有些沧桑意味，但骨子里头还是熟悉的。Www.Pinwenba.Com 吧朱门红楼和夕阳芳草的那种哀艳，也是他原先就很欣赏的情调。如今皇帝来了，便每天都有花团锦簇的热闹。皇帝也很定心，有点宾至如归的意思。但虽则是热闹，杨广还是看得出江都比几年前憔悴了不少，像一个落尽铅华、素面素心的女人，显出某种困窘和无奈。他觉得很对不起江都，在他看来，这歉疚是只有多住些日子才能补偿的。那么就多住些日子吧，顺便到四处走走、看看。说是“听取舆论，考察风俗”，其实车驾出了行宫，仪仗警卫便“填街溢路”，往往长达二十余里。在这种场面下，不知他是如何听取舆论，又是如何考察风俗的。好在杨广是喜欢热闹的人，怎样排场也不为过的。既然来了，还得给江都的父老乡亲们一点见面礼。他大笔一挥，赦江淮以南所有的罪犯，又免除扬州五年的徭役，这些都是毛毛雨，乐得为之的顺水人情。当然，国家大事他也没少操心。草黄马肥，大漠穷秋，契丹骑兵进犯营州。杨广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以突厥军队讨伐。但他对突厥人也不放心，又令韦云起为监军。战事进行得还算顺利，契丹人稍一接触就引兵退去。这件事给杨广提了个醒：北方并不安定。在内政方面，他派出十名钦差巡视天下州县，以改变“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弊端。对拥戴他上台，并以世袭特权充斥于朝廊的关陇军人集团，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现在，他开始着手改革官制，并为一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制度——科举选士制度——的出台作好了铺垫。
余下的精力就是游乐，当然还有写诗，且看：
暮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文辞很华美，也有点雕琢，不脱六朝宫体诗的脂粉气，比之于《大风歌》那样即兴喊出来的诗句，总觉得少了点风骨，这或许就是杨广与前代那些成就一代霸业的帝王在人格精神上的差距吧。这首题为《春江花月夜》的乐府诗，令人想起一百年后张若虚的那首同题大篇。张若虚是“吴中四士”之一，在初唐诗坛上很有点名气的，《春江花月夜》亦是他的得意之作。后人认为，张诗的开头四句就是受了杨广的影响，他那四句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流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比较一下，确实可以找出点痕迹的。
大业元年余下的日子，杨广都交给了江都，还连带着第二年那一段春暖花开的季节。
到了三月中旬，他又要启驾登程了。不是在江都住腻了——他和江都有一种天生的亲和感，永远不会腻的——而是想到了北方。这么大一个国家，皇帝也不好当哩，更何况是一个雄心勃勃，处处都要争强好胜的皇帝呢?在很多时候，杨广都处于被两种力量向相反方向使劲拖拽的感觉，这两种力量是：南方和北方。南方是一种诱惑，属于感官和灵性的；而北方则是一种责任，它更多地属于理智。在短短的十三年中，他三次南巡，四次北巡，一次西巡。如果说南巡还带有某种游乐性质的话，那么像青海那样的不毛之地又有什么可以游乐的呢?我们不应该忘记，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亲巡河西的中原帝王。绝域苍茫何所有，平沙莽莽黄入天。深入到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巡幸，即使贵为天子，也仍然是要吃不少辛苦甚至冒不少风险的。好在杨广正值盛年，体魄还不成问题。他喜欢把精力释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这种生命方式至少是值得赞赏的。我们已经看惯了那些坐在深宫里病恹恹的老人，口角流涎，目光浑浊，连画个圈也要别人代笔。因此，远望着杨广在漫天风沙中西巡的身影，精神总会为之一振的。
从江都回程走的是陆路，自然又是另一番排场。先到洛阳看了新落成的宫城，很满意的。又到长安小住了几日，然后便下诏北巡。这一次去的地方是雁门关外的突厥。去年秋天的边境冲突使杨广有了一种危机感，那是些怎样骁勇强悍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啊!他们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征战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长啸如风，马蹄如雨，从来就是他们创造生活的光荣与梦想。曾经的金戈铁马接天盖地而来，将大漠边关踢踏出蔽天的征尘，那张弓搭箭的身影，只有以整个天幕为背景才能恣肆伸展，那草原民族特有的眼神，有如鹰隼一般，注视着南方的子女玉帛。千百年来，他们的马蹄曾多少次踏碎中原王朝的笙歌舞影，又有多少中原男儿在与他们的殊死搏杀中建立了自己的不世功业。“羽檄频年出凤台，边云漠漠战魂哀。”塞外的多事之秋，成了中原天子心中永远的忧患。那么，就摆开架势去怀柔一番吧。所谓怀柔，无非就是夸富逞强，耀武扬威，恐吓镇服而已。对这一点杨广有着足够的自信。
果然，杨广的东驾刚出了雁门关，突厥的启民可汗就带着隋朝的义成公主前来朝见，并上疏“请变服，袭冠带”，他说得很动情：
微臣今天已不是以前化外之地的突厥可汗，而是至尊(皇上)的臣民。请至尊可怜微臣的一片孝心，允许全体突厥人改穿华夏大国一样的服装。
杨广遂在临时搭建的“行城”内召开御前会议，令臣下就此进行会商。公卿们都认为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一致“请依所奏”。
但杨广却认为不可，理由是：“君子教民，不求变俗。”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说法，深层次的意思是：你光是让他们换一身衣服有什么用?关键还是要他们心存敬畏。况我泱泱大国、煌煌盛世，让各种不同的风俗共存共荣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一点上，杨广可要比满朝文武高明多了，他以自己的明智和豁达，表现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尊重，他处理民族关系的这种度量和政策水平，可以说是具有历史高度的。在给启民可汗的诏书中，他说得很恳切：“碛北未静，犹须征战，只要好心孝顺就是了，何必改变衣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