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生命的风景——中运河

2018-04-15 作者： 夏坚勇

十一生命的风景——中运河

这里的一切生命其实并不生存在它们原始的土壤上，原始的土壤已被深埋在地层以下。Www.Pinwenba.Com 吧曾流经这里的黄河，带来了上游黄土高坡的黄土，每一次黄河泛滥时，洪水又把黄土涂抹在大平原上。年复一年的涂抹，有如一个粗劣的泥水匠所干的活儿那样，泥灰起层了，蜕皮了，但涂抹仍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然后是漫天肆虐的风，把黄土扬弃到大平原更远的角落。因此，这里的土地上积淀着一层厚厚的黄土。人、牲畜、庄稼、红花绿草、飞鸟虫鱼，当然还有大运河，全都生存在这黄土中。这就是黄河故道。它的范围西起兰考，东经徐州以至淮阴一带。黄河搬来了黄土高坡，却无法搬来《信天游》和《兰花花》，生命的根系透过黄土，仍然固执地深扎在祖先的地层上。黄土太厚了，使得它们的生存环境极其艰涩，也使得他们的生命意志在艰涩中磨砺得愈见强悍。他们从来没有匍匐在黄土上，而是永远高昂着阳刚的头颅。

这不甘匍匐的阳刚的头颅，习惯上被人们称为“侉子”；“侉子”不光是指山东人，在南方人的眼里，从淮阴向北，无论是自然风貌，生活习俗还是人文气质就开始“侉”起来了。所谓“侉”，无非是粗疏剽悍的意思。刘邦项羽都是“侉子”，有人说，刘、项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流氓当政的先河。但流氓也是有档次的，鼠窃狗偷的街头阿混是一种流氓，政坛上翻云覆雨的巨擘铁腕也是流氓。刘、项都是带流氓气质的大英雄，前者有市井无赖气，后者是匪气加霸气，在这方面口碑都不大好。但话又得说回来，中国历史上成大气候的政治家，不带流氓气的，也有，但不多。北方是厚重的北方，北方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力”，不信你去看看徐州城南的戏马台。“戏马”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性格取向，村姑戏蝶，恶少戏鹰，家奴戏狗，戏马的当是壮士。马是追风踏月的乌骓马；戏马者，霸王项羽也。“项王熊豹姿，气欲吞天下。大呼渡河来，山岳如崩瓦。”那是怎样一种拔山掣日般的伟力!叱咤风云的项羽是如此，小民百姓们也同样有着他们的英雄梦，那是在庸常岁月中所表现的犷直好勇，尚侠仗义。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话不投机，抡起老拳就开打，没有什么废话说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痛快得很。这样的性格我们在《水浒》中见得多了。其实梁山泊离这里并不很远，从徐州向北，运河上的大码头首数济宁；过了济宁，就是梁山泊了。如今，那“聚义厅”、“忠义堂”、“黑风口”、“断金亭”之类的遗迹还在，只是其中的真伪就难说了。老实说，我一般不大相信遗迹，所谓遗迹，更多是传说的产物。传说的过程就是附丽的过程，众口铄金，人云亦云，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了遗迹。但我还是喜欢游览遗迹，不是为了凭吊什么，而是那中间积淀的沧桑意味和生命精神可以让你得到某种升华，至少也可以让你的想象力伸展到不曾生活过的以往岁月。如果说南方的遗迹多才子佳人的书卷脂粉气，那么北方的遗迹则更多地抖擞着壮土好汉们的凛凛雄风，这些都是后人附丽的结果。如今，梁山好汉们啸聚的八百里水泊已成了阡陌连绵的旷野，大运河从这旷野中流过，也播扬着旷野上雄性的传奇。

“牧童拾得旧刀枪”的古战场，楚霸王项羽的戏马台，汉高祖刘邦的歌风台，渐渐在大运河的视线里淡下去了。河堤上的白杨树多起来，成为运河两岸的主体色调。那同样是一种有着北方大汉式的挺拔剽悍的植物，特别是它的叶片，有一种很华丽的光色。当然，在一年四季中，那光色是不同的，那是它们流露感情的重要方式。我们与其说季节创造了植物的神态，还不如说植物流露的感情创造了季节。例如在春天，树芽顶开树皮的声音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有如云雀从麦田或乡村的屋顶上起飞，扑向高远的蓝天；夏天是激情的季节，风、雨和阳光是激情的仪仗，白杨高大的树冠波涛一般动荡不已，尽情享受着生命自由舒展的快乐；一到秋天，它们当然也有萧瑟的伤感，但即便是抖落身上的枯枝残叶，它们也是飒然爽利的，仿佛征战归来的壮士，抖一抖身姿卸下沾满征尘的衣甲，不失伟丈夫的豪迈气慨；冬天是威严的雕塑，白杨那银灰色的树干和队列式的姿态是这威严最好的写照。而在地表以下，它们的根系则在向着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伸展，它们不光在等待春天，也在悄悄地孕育春天。除去白杨树而外，河岸上的灌木丛和杂草则要显得更敏感也更脆弱，有时候，它们身上缀满了野花，阳光激发了它们的诗意，使它们充满了烂漫铺展的**。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则充满了忧郁，像秋风在农夫的衣衫上留下的皱褶一般。河水侵蚀着它们的根系，露出崭新的泥土和石头。偶尔有崩塌的土块或石头落在水里，激起不大的涟漪，那是一种委婉的抗议，却又不伤情面，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说是相依为命的关系。大运河顾盼一笑，然后扭头仰视白杨树梢上的天空。天空像一块洗旧了的布幔，阳光是—双布满皱纹的手，它的温柔来自北方那宽厚的母性，而那大度的灰褐色，就是北方的肤色。

现在你可以见识一下北方的河滩了，为什么不称河流而称河滩呢?那是因为河的主体是“滩”而不是“流”。北方的河，阔大的是河床，萧索的也是河床，你几乎须得极目一望才能抵达对岸。这样宽阔的河床原本就是有水则“流”无水则“滩”的意思，是为大汛期间行洪作准备的。洪水只是偶尔才会光顾一下，因此，在大多数时间里，它总是以滩的形态呈现的。河滩中间有一脉水流，那是真正的河，是河中之河。滩上布满了碎石，长着稀稀落落的小草，村民们早上把羊拴在那里，傍晚再来牵回去，在他的身后，那浅草被啃出了一个相当规整的圆。而在稍高一点的滩地上，农民已经种上了庄稼，那都是些生长期不长，当然收获也不丰厚的作物，例如荞麦，或者是不需要下多少功夫去调理的豆类和红薯，明摆着是聊胜于无，随时准备交付给洪水的意思。长桥架在无水的河滩上，显得空空荡荡的有几分滑稽。一个穿月白土布衫的女人在高处的滩地上浇红薯，红薯秧刚刚成活，正是最娇贵的时候。女人一瓢一瓢地从木桶里舀出水来，用心细细地点在每棵红薯的根部，那动作中带着几分虔诚，也带着几分卑谦。桶里的水不多了，她就把桶倾过来，把水倒在瓢里，却舍不得直接泼在红薯上，似乎那样会有失公平。然后，她提着水桶，穿过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和布满碎石浅草的牧羊滩，到河边去取水。河道被滩地挤压得越来越窄了，水底的藻类和石头上的青苔历历在目。提着水往滩上去时，女人的身体因用力而侧过去，侧过去，火辣辣的日头下，那羸弱的身影在一点一点地向前蠕动。水桶是提把很高，腰身带着鼓形，放在新娘嫁妆中的那种，当地人不叫桶，叫梁子，只是眼下已和它的主人一样，没有任何光泽了。从河边到滩上，这一段路她要歇上好几次。在撩起衣襟擦汗时，她会愣愣地看着远方的什么地方，大概正在想：今年又该求雨了吧，这次会轮到谁家的娃儿去请龙王呢?

是啊，该求龙王了。在这一点上，一个卑微的村妇和知府县令们的思路是相通的。而那些从来不屑于向别人屈膝弯腰的北方汉子们，到时候都得齐刷刷地跪在那两条从野外请回来的蛇虫面前，用额头在大地上磕得山响。在严酷的自然力面前，他们别无选择。

求雨啰——

一大早，四乡八村献祭的乌猪白羊就摆上了祭台，香烛插得篱笆一般稠密。乡民们粗糙的脸上带着愁苦，也带着期盼，那是一种和干旱的土地同病相怜的气色。求雨是一方大事，连知府县令那样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来了。天公作难，这些官老爷们也只得轻装简从，比往日少了几分排场和骄矜之气。戏台早在几天前就搭好了，生旦净末正准备粉墨登场，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那一对童男童女的归来。

此刻，那一对扎着羊角辫、穿着红肚兜的童男童女正在向旷野走去。他们都是七八岁的孩子，七八岁的童心会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甚至希望每天都有这样新鲜有趣的事。但他们又是懂事的，太阳像火盆一样烘烤着大地，大片的庄稼枯死了，热风吹过去，一片哭泣似的低语。土地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裂痕，有如垂死的老人张着大口。这些日子里，他们已听惯了长辈的叹息，那是一种有着极大感染力的成年人的叹息，它不光黯淡了每个农家的庭院，也黯淡了他们稚嫩的童心，使他们过早地懂得了忧患。他们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这责任冲淡了事情本身的滑稽意味。为了土地，为了庄稼，也为了长辈们那忧伤的叹息，他们向旷野走去，把一路上遇到的第一条蛇奉为龙王，又把遇到的第一只蚂蚱奉为龙王的大将军，将它们恭恭敬敬地请回来，让四面八方的乡民们对着它们烧香上供，磕头膜拜。就连知府县令也得夹在人群中，跪在灼热的土地上，向龙王和他的大将军行礼如仪。然后，知府大人手持戏单，跪在龙王面前，慢悠悠地念那一出出戏的名目，只要那蛇的头稍微动一下，大家就认定龙王要听这出戏，于是便紧锣密鼓地开场。戏唱得很热闹，可这样的热闹恰恰是人们最不愿经历的，就像再热闹的丧仪，也只能唤起灵魂的哭泣一样。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宁愿一辈子不看戏，而只要有水。

这样的求雨仪式几乎和这里的土地一样古老。而在久雨成灾时，人们求晴的场面也和这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不是跪在灼热的地面上，而是跪在污浊的泥水里。一茬又一茬的童男童女变成了壮汉健妇，又变成了老翁老妪。他们年复一年地跪倒在这块土地上，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后辈走向旷野，去寻找龙王和大将军。他们的叹息也和祖祖辈辈一样，充满了极具感染力的忧伤。

水、水、水啊!

在风调雨顺的年头，这里土地中繁衍生命的雌性因子也相当活跃，半高秆的棉花、狗尾(谷子)、芝麻、豆类；爬藤类的红薯和花生，都在这里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生长的土壤。农民在世世代代的耕作中早就掌握了它们的习性，例如哪些作物须得轮作，哪些可以间作，哪些则越是重田越好。在这中间，高粱和玉米这样的高秆作物理所当然地充当了主角。它们都是旱地作物中的伟丈夫，高傲、挺拔、英气逼人。它们那大刀一样的叶片顾盼生风，似乎从来没有忧郁的时候。若仔细看去，那上面的叶脉经络就如同大地上的江河一般，自成一套生命的灌溉体系。再看看它们那如爪如须的根，紧紧地攥着泥土，几乎就是一尊力量的造型。特别是在成大片地种植时，风过处浩浩荡荡，极富于气势。这就是北方的青纱帐。古往今来，这神秘的所在从来就是产生传奇的温床。“山东的响马东北的贼，河南专出溜光锤。”有多少山东响马最初是从青纱帐里走出去的呢?恐怕不会少。当然，在更多的时候，这里通常是乡村男女们偷情寻欢的绝好去处，就像电影《红高粱》中所展示的那样，那种张扬着生命光色的野性的艳情，在红高粱澎湃如潮的背景下被演绎得轰轰烈烈。我无法想象，如果失去了这一背景和标题性象征，那种抗战加爱情的故事还有多大意思。成熟的高粱有一种喧哗欲和燃烧感，它具有的煽情效应最能让人心旌摇荡的，即使是收割，也倒得很齐整，根是根，梢是梢，在旷野上坦陈一片壮烈。等到几个好日头晒过之后，刚收割时那种苦涩微甜的气息越来越淡了，这时候，运秸秆的小驴车就来了。

在北方的收获季节，你常常会看到一大垛秸秆在村路上缓缓移动，那上面躺着个赶车的汉子，信腔野调地哼着梆子戏，很投入也很自足。拉车的毛驴就隐身在草垛里，那么不起眼的身躯，真令人难以置信它竟有那么大的能量。秋阳懒懒地照着，四处弥漫着一股亲切的让人心头隐隐灼热的气氛：这一幕乡村小景几乎集中了北方大平原上最富于典型意义的因素：温驯而负重的毛驴，火辣辣的梆子戏，垛成小山一样的庄稼秸秆，当然还有驴车驶过的那布满了巴根草和驴粪蛋的大道。历史上的好多哲人都从这大道上走过，包括墨子和孔子(他们的老家都离这里不远)。但当时他们坐的是牛车，鲁迅因此断定年迈的孔老夫子坐在牛车上颠颠簸簸，肯定有胃病。驴车取代牛车是一种进步，它体现了一种以最小的付出实现最大效益的思想。毛驴实在是很可爱的，它的任劳任怨是北方的自然环境造就的。《全唐诗话》中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那是有闲者的奢侈。北方的农民养驴子，当然不是为了骑着去寻觅诗意。八仙中的张果老喜欢倒骑毛驴。为什么要倒骑呢?因为毛驴性情温驯，走而不颠。要不，你让他倒骑马试试看。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叫它毛驴，想来想去，这“毛”大概是“小”的意思(就像人们管小孩叫毛孩子一样)，是指驴子的体格，但人们有时还要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小”，谓之“小毛驴”。小毛驴的忍辱负重几乎是无可替代的，虽然牛也具有这种品格，但牛的食量太大，小户人家养不起，也用不着。小户人家养头毛驴足矣。有了它，耕田耘地，运柴运粪，以至走街串村全有了。而且它又是带有风情意义的，“细雨骑驴入剑门”，骑驴的是才华横溢的大诗人，那是他怀才不遇中的浪漫消受。刘备三顾茅庐时，碰上诸葛亮的岳父，口中念着梁父吟的诗：“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骑驴的是乡村中有点知识的老者。小户人家呢?新媳妇回娘家，挽一只花布包袱，花枝招展地坐在驴背上，田螺髻梳得油光水滑的，绲着宽边的衣袖下露出锃亮的银镯子，千层底的绣花鞋在驴腹的一侧并拢得很得体，自是北方农村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驴子的后代当然还是驴子，但也不全是，例如它和马野合，生出来的后代叫骡子。骡子的体格比它那僭越种族偷情的父母都要雄壮，那实在算得上是凛凛一躯，器宇不凡，连脚步声也是地动山响，底气很足的。块头大，力气也大，一头骡子通常能顶两头黄牛使。而且它又耐得粗料，耐得劳累，抗病力及适应性强，寿命亦长于驴和马。这些都得之于杂交优势。骡子又分驴骡和马骡，分类是以母系为根据的，前者为母驴与公马交配所生，体形略小；后者为母马与公驴所生，体形较驴骡大。可见在繁殖后代时，母系基因更具有决定意义。遗憾的只是，这么优秀的骡子一般却不能生殖后代，即使成功了，原先的优势也丧失殆尽。这是生命繁衍史上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某些特别优秀的生命个体，其后代往往并不见佳。例如那些叱咤风云的伟人，好多人的后代都平庸得很。就像天才不能世袭一样，伟人也是不能世袭的。对于这种现象，我老家的乡民们有一句说法，叫“都被他一个人凶去了”。这里的“凶”是个褒义词，有胆识过人甚至雄才大略的意思。这实在是一个值得遗传学家或者还有社会学家们研究的问题。

在北方天空那辽阔的苍穹下，驴车缓慢、从容、习以为常地走着，它有时和大运河并驾齐驱，有时逆向而行。在它的前头，是大运河永不疲倦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