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鲁要开河，

搅得天下闹。

但贾鲁并没有看到元朝覆亡的那一幕，他在这以前就死了。他出生的时候，主持朝廷水利的是大科学家郭守敬，他自己最后担任的也是这个职务。大运河成了两个水利奇才之间最有力的纽带，但它的一头是庄严的正剧，一头却是有始无终的闹剧。贾鲁死后，他的职务也就不再有人接任了，因为漕运已经瘫痪。

贾鲁肯定是带着诸多委屈和困惑死去的，治河有什么过错呢？在这样一个天灾**大大超过了社会承受力的时代，无论是治河还是不治河，老百姓揭竿而起都是迟早的事。以自己的殚精竭虑和在工程建设方面的大手笔，却没有能像预期的那样让灾民安居乐业，反而是在治河工地上汇聚了数十万民工，给大规模的起义准备了条件。呜呼！此天亡大元，非贾鲁之过也。自己在水利方面的满腹才华和杰出贡献，恰恰都被民众与朝廷之间的对立彻底抵消了，这实在是一个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的悲哀，也是让他死不瞑目的。

贾鲁死后十五年，元朝灭亡，作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它在历史上存在了九十三年，只比嬴政的秦朝和杨广的隋朝稍长一些。但它却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大一统的黄金时代拉开了序幕。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黄金时代到来之前，都曾有一个统一而短命的王朝存在过，它们分别是：秦之对于两汉，隋之对于盛唐，元之对于明清。在这几对冤家组合中，前者有点类似于一次浓缩了剧情的彩排，但又更像是充当了一个报幕人的角色。他们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匆匆登场又惨然淡出，却也绝对有声有色。而且这几位“报幕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他们都把自己的名字和中华民族的两大文明工程定格在一起。秦始皇在中国的北部修筑了一堵纪念碑式的高墙；隋炀帝用五千里长河在版图上书写了一个面向苍天的“人”字（当然他也修筑过长城）；忽必烈倚天张弓，几乎是比照羽箭的轨迹最后修正了大运河的北端走向。长城，运河，王朝兴衰，暴政与文明，还有那千古流不尽的苍生泪和英雄血，我总觉得这中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淮安梁红玉祠的墙角里扔着一块“古末口”的石碑，我曾站在那里好一阵发呆。古末口是邗沟入淮处，也是汴河与元代运河的交汇之地。为了大运河，夫差、杨广、忽必烈曾在这里神圣地交接，这是南方与北方的交接，是暴政与强权的交接，是耀武扬威与好大喜功的交接。一个伟大的生命让亡国之君与开国之君走到了一起，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文明的代价。犹如生命的分娩总是在血海中喷薄而出的，总要伴随着剧烈的阵痛、挣扎和呼天抢地的叫喊，文明的进步往往来自强权和暴政，这几乎是一条丑陋的定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国之君和亡国之君在精神品格上脱颖而出。他们都是心雄万夫、虎视八荒的强者，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他们看来，天下事了犹未了，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并非不可逾越。人生在世，玩的就是心跳，轰轰烈烈地活一回比什么都值得。于是他们走到了一起，在这里神圣地交接。或许他们知道，人们诅咒强权和暴政，却从来不诅咒成功。

如果把大运河比作一条时间之河，那么夫差、杨广和忽必烈则分别站在它的上游、中游和下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以大运河作为对手的。一个共同的对手，成了这几个强者之间最有力的纽带。如今，古老的邗沟还在奔流不息，元代运河那风尘垢面的轮廓尚在，而汴河和当年那植满了柳树的隋堤则早已湮没无痕。无边落木萧萧下，透过时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一个生命的苍古与强健，仿佛不是自己在运河上旅行，而是运河在浩浩茫茫的历史中顾盼生姿。

面对着大运河这样的对手，历史上任何人的点滴成功都应该被记取，而任何人的失败或失误都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对待的。

元朝灭亡了，大运河还在。在它的视野里，有着比王朝的兴衰更替更值得关注的风景。它被征服过，但最终是它成了征服者。它正处于这样一个最值得夸耀的时期，如果从吴王夫差算起，它已经走过了差不多一千八百年，早该现出迟暮了；如果从隋炀帝杨广算起，它也走过了差不多七百年，正值生命的壮年；但如果从忽必烈的京杭大运河算起，它还不到一百年，尚未跨进青春的门槛。现在，这些经历都化为一种哲学和宗教汇聚在它的生命中，有如智慧老者一般的沉着，中年壮汉那山一般的体魄，再加上天真烂漫的热情和幻想，即使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再有任何馈赠，它也足以应付一切了。

仍然是淡淡妆，天然样，带着日月星辰的顾盼和四时不衰的传奇，大运河流进了它的黄金时代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明清大一统时代。

史诗掀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