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问靳辅：“你手下僚属中有谁最为清廉?”
这是旁敲侧击的说法，名为打探僚属，实为打探你靳某本人。谁不知道“长河决口，黄金万斗”，总河是个肥得冒油的差事呢?
靳辅回答得很得体：“清廉二字，人所难能，为大吏者必定要法己率属，然后才可责人。臣起家寒微，蒙皇上隆恩任总河一职，但如果说一文不取，一文不与，臣也难以做到。”
为什么“难以做到”呢?听着，因为他在这个位子上也要开销，例如对手下僚属的激励赏赉，例如方方面面的应酬交际，例如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务和摊派，等等。这些都没有正项支出，只能打到河工经费中去。
然后他又声明：“不过若谈到贪图富贵，颠倒是非，贪赃枉法，妄取钱财，妨碍公务等事，臣则断然不敢做的。”
康熙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对身边的侍卫和大学士们说：“他说的都是实话。”又对靳辅说：“如此足见你不骗朕了。”
也难怪康熙对靳辅的“实话”感到满意，因为他知道，河工向来是河官借以中饱私囊的好地方，要真正做到一文不取确实很难；河工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事关系，要真正做到一文不与也很难。靳辅是聪明人，他知道皇上也是聪明人，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像靳辅这样的官，不光皇上满意，老百姓大体上也是满意的。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最大度的，他并不是一定要你两袖清风地当苦行僧。你多吃一点、多喝一点、多拿一点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吃过了、喝过了、拿过了，要为老百姓办事。最可恶的是有一类人，他们什么本事都有——吹牛拍马，卖官鬻爵，包二奶，养情妇，花天酒地——却唯独不为老百姓办事。靳辅虽然不能算一尘不染，但他为治河鞠躬尽瘁，最后死在任所，这样的官员即使放到现在，也还是值得称道的。
可怜的康熙，几乎从他亲政的第一天起就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大运河，长时间地注视某一种事物，要么使人昏昏欲睡，要么使人歇斯底里。康熙是精神上足够强健的帝王，但他的雄才大略后来也被消磨得婆婆妈妈的，特别是苏北里下河那一段，大运河与黄河、淮河、洪泽湖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年复一年的溃泛和修补，使那里成了大运河肌体上最顽固的病灶。康熙六次南巡，基本上都是冲着那块病灶而去的。首巡视河，二巡谋河，三巡治河，后来的几次则是检查治河规划的落实情况。他对河工太看重了，因为看重而容不得丝毫的拆烂污，一旦听说有在工程上弄虚作假或经济上手脚不清的，处置都很严厉，有时甚至免不了意气用事。例如曾有人告发某河官亏空库银三十万两，康熙大怒，让九卿议他的罪，大家都说要“大辟”(一种酷刑，将人拦腰砍断)。但当时的礼部尚书韩菼认为，亏空的银子是康熙南巡时花在接待上，并非贪污，这种情况应该让皇上知道。韩菼是康熙年间的名状元，很受赏识的，但自从讲了这句话以后，他就不再被赏识了，反而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被皇上斥责，到了后来连有病想辞职也不准，终于死在任上。康熙对河工太看重了，他这是恨屋及乌。讲真话不仅要看对象，也要看时候的，韩菼的真话讲得不是时候，他只能咎由自取了。
经过康熙年间的治理，大运河似乎又有点容光焕发的模样了，这容光是“康乾盛世”的一道底色，清代上升时期那一百余年的盛世风华，都是在这道底色上打理出来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帝王，六十余年的太平天子，端的是天上人间，良辰胜景。他也曾六次南巡，而且打的旗号也是巡视河务，但他已用不着像祖父那样宵衣旰食、栉风沐雨了。他只是巡视，并不是去解决什么问题的，余下的精力都用在游乐上。帝王的出行本来就相当排场，若一旦与游乐有关，那排场就更加倾城倾国了。别的不说，光是御舟经过的地方给纤夫准备的便桶，每县动辄万千，而且都要是新做的。御舟一过，即破碎无遗。成千上万只破碎的便桶散落在运河两岸，成为乾隆南巡的一大景观，也成为康乾盛世最后的奢侈。感谢野史笔记中的这类记载，它让我们看到的南巡不光是流金溢彩鲜花着锦的香艳故事，也包括了一些不怎么起眼的小情节。
康熙的首次南巡是在1684年，而乾隆的最后一次南巡则是在1784年，这中间正好一百年。乾隆是不是有意在祖父南巡一百周年的时候来结束自己的盛典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的这一百年间，人类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例如：
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宣告了英国的**政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两年前，牛顿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开辟了一门崭新的学科——理论物理学。
1769年(乾隆第四次南巡不久)，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蒸汽机的轰鸣不仅打破了田园牧歌的宁静，而且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1789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愤怒的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从此，“天赋人权”便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鼓舞人心的一面旗帜，也成了让**者最忌讳的一道符咒。这一年，距英国通过《权利法案》正好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间，欧洲人干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大事，中世纪的坚冰被打碎了，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变革的热情和智慧的风暴席卷欧罗巴大地，从探究宇宙奥秘到发明避雷针、温度计、煤气灯、蘸水笔之类的小玩意，到处是五花八门的创造和生气勃勃的宣言，科学发现的欢呼和王冠落地的哀叹此起彼落，革命、权利、定律和定理成了一个时代最神圣的词汇。那么在东方呢？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两代帝王却把精力消耗在修补一条运河上，而修补的目的无非就是维持一个王朝的衣食温饱。相对于欧洲人轰轰烈烈的足音，他们精致的修补显得那样空洞而苍白，那一次又一次盛大的南巡也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滑稽表演。无论是雄才大略还是实心任事，他们的目光始终没有能越过大运河的堤岸和帆影，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境界。那期间，大运河的容光焕发实际上是一种回光返照，徐娘老矣，韶华不再，这是很无可奈何的，不管怎样强打精神巧梳妆都难以掩盖衰老的痕迹。而且这种强打精神恰恰加快了衰老的进程，乾隆以后，大运河如同那个危机四伏的盛世一样，从华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妇人。
还是开头说过的那两句话：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