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道光十九年

2018-04-15 作者： 夏坚勇

23道光十九年

道光十九年一月，钦差大臣林则徐离开京师驰赴广东。Www.Pinwenba.Com 吧他没有走运河水道，运河水道是浪漫的消受，需要足够的耐性。林则徐是雷厉风行的人，他走的是旱路，随行的只有马弁一名，兵丁六名，厨丁三名。林本人乘坐大轿一顶，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两辆。坐轿、大车等工钱均由自己开销。作为钦差大臣，这样的轻装简从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的出场，是以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另类姿态走向前台的，他也因此走进了中国近代史的视野。

他是奉命去广东查禁鸦片的。这一查，就查出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来了。

清朝的历史到了道光十九年，各种矛盾和苦闷已渐趋饱和，各方面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这一年是注定了要弄出点大事情来的。

各种修修补补的改革当然也在进行，例如试行海运、整饬盐政、裁撤梨园、宽弛文网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隔靴搔痒式的，一碰到矛盾就赶紧打住。热闹了一阵子的海运早已偃旗息鼓，京师的漕供仍旧依赖运河，不为别的，只为保险。道光是个苛俭抠门的“老农”，四平八稳地守着一摊子家业。他的眼光也完全是老农式的，忧虑中带着几分苟且。他曾在给臣子的谕旨中打过一个老农式的比方，说国家目前的景况就有如一座破房子，梁柱已经大坏，只能修修补补地维持现状，断然动不得大手脚的。在这一点上，他似乎还比较清醒。于是房子一天天地破败下去，越破越补，越补越破，几乎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林则徐离京三个月后，他的朋友龚自珍也离京南下，离京的原因是“因故罚俸”，这个“故”，就是他太狂傲了，不见容于那个时代。当时龚自珍在礼部当一个小司官，正六品，每年俸银六十两。一个才华盖世的思想家和诗人，在冠盖如云的京城厮混了整整二十年，才从从七品升为正六品，相当于一个为王府管家的“包衣大”，这实在是很寒碜的。冷署闲曹，俸入本薄，龚自珍又是朋友人，景况就更加窘迫。好友王元凤受谴戍边，又把家小托付自珍，寄居龚家。龚妻何氏为生计所迫，曾向王元凤的妻子潘氏借金钗当钱，再去籴米买盐，却久久无力赎回金钗，使自珍夫妇惭愧不已。罚俸后的景况自然就更加不堪了，房主叩门讨租，谩骂声不绝于耳。笔砚冷落，形影相吊，连心爱的藏书也难以保存，一个穷京官的潦倒之状，恐怕无过于此了。那么就回江南老家去吧，幸亏得到了一个同年好友的资助，他才得以离京南行，否则是连盘缠也无法筹措的。他的离京与其说是对官场的失望，不如说是对清王朝的失望。京师太压抑了，这里充斥着蝇营狗苟和敷衍塞责，还有权贵的呼喝和小人的谄笑。“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在一种世纪末的病态气氛中，醉生梦死便成了最大和最后的挥霍。这里根本不需要思想和才华，思想和才华如果再加上正直的品格，在这里是最不值钱的，它只能加重你的生命负荷，让你成为不合时宜的独行客，在无声无息的贫困中慢慢地窒息。书生之累，世代皆然，而在一个满目荒芜没有生气的时代里，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了。

他不携家眷，只身南下，雇了两辆骡马大车，一辆坐人，一辆装载文卷书籍，缓缓出城而去。京师的高楼檐角，连同街市的喧闹声，一同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了，到这时，龚自珍心里才猛然涌起一股惜别之情，在他眼里，京师的山山水水都是有情义的，翠微山目送他摇鞭东去，西斜的夕阳也像是增添了几缕愁绪。原来京师不光有**与媚从，贪婪与平庸，还有我见青山与青山见我，一种苍凉悲壮的情感拍击着心扉，他又要写诗了。从道光七年开始，他几乎有十二个年头没有写诗了，这是他的第二次戒诗。为什么要戒诗呢?因为诗是性情之物，真正的诗情总是藐视法理的，而他又是生性狂傲的人，一旦诗情勃发，胸中块垒排闼而出，少不得要指点江山，抨击时弊的，这当然为官场的游戏规则所忌讳。戒诗是为了“收狂”，对于一个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残酷的自宫。现在既然已经弃绝官场，还戒它作甚?那么就写吧，他的诗原是写得极好的，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浩荡离愁白日斜，

吟鞭东指是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别了，京师，少年的梦，青年的抱负和中年的勃勃雄心，都留在这里离他越来越远了。他已经四十七岁，此一去，以后恐怕就要老死江南了。但惆怅尽管惆怅，忧时济世的情怀并未泯灭，即便是飘零殒落，也要化作春泥催发新的生命。一路上，他每作一诗，便写在账簿纸上，搓成一团丢在一只竹簏中。写诗真是畅快——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的话——告别了令人窒息的官场生活，他“狂言重起廿年喑”，再也用不着瞻前顾后看别人的脸色了。这一年岁当己亥，他涂抹在账簿纸上丢在竹簏中的那些诗，后来收为《己亥杂诗》。

车到通州，他又挽舟南下。在道光十九年那个时候，如果说有哪一种事物最能让你耳濡目染地体味到历史的苍老和无奈，那就是大运河；如果说有哪一种方式——或者说情节——最能让你切肤之痛地感受到国计民生的困窘，那就是做一个行吟诗人伴着大运河远行。现在龚自珍来了。真应该感谢京师官场中那一幕小小的“罚俸”事件，他让一个沉沦下僚的诗人走进了大运河，也走进了大运河痛苦的呻吟，从而留下了关于大运河的一组情辞并茂的诗行。清代中期的大运河有如一位不堪重负的苦役犯一般接待了龚自珍，它形容枯槁，步履蹒跚，无论自然界的四季如何转换，它褴褛的衣衫上都扑满了衰飒的秋风。行进在大运河上，诗人那宏远的抱负只能化作无言的歌哭和叹息，在他的笔下，大运河已剥落了风情意义上的审美愉悦，只剩下流不尽的苍生之泪：

不论盐铁不筹河，

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

屠牛哪不胜栽禾。

他已经辞官了，没有资格再去谈论盐铁与河工之类的大事了。但国脉之艰，民生之苦，又让他忍不住泪洒青衫。在南下的一路上，这不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泪，在淮浦，纤夫们夜以继日的“邪许”之声也曾牵动过他的情怀，让他涕泪纵横。这里是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处，由于运道淤塞，水路狭浅，致使北上的漕船都得由人工一艘艘地挽牵过闸。前人在诗中曾描写过漕船过闸时那种“邪许万口呼，共拽一绳直。死力各挣前，前起或后跌。”的艰难。“邪许”为纤夫的吆喝声，夜阑人静时，运河上的这种“邪许”声自有一种悲怆的伤怀之美，它在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的心头激起的波澜是如此强烈：

只筹一缆十夫多，

细算千艘渡此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