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为“武陵说”，即认为其封地是武陵下属的汉寿。
其三为“两地说”，即认为上述两地都是关羽的封地，认为关羽曾两次受封。
三、“蜀地说”（葭萌说、犍为说）《尔雅注疏》卷七“梓潼汉寿，此本广汉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蜀先主改名汉寿县”。可见蜀地之汉寿本为广汉郡之葭萌县，刘备改名后，属梓潼郡。（该史实旁见於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又据《晋书》卷一十四《地理志》记载“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汉中，改汉寿为晋寿”。可见建安二十五年刘备将葭萌改名为汉寿后，晋武帝泰始三年又改名为“晋寿”。（关於“晋寿”的记载，可见於《晋书·桓温传》及《北史·淳於诞传》），蜀地之汉寿在西晋改名为“晋寿”后，在“江左时期”（泛指东晋及南朝时期）又改名为“晋安”，到了隋代又改回“汉寿”旧名，见《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葭萌，蜀为汉寿，晋改晋寿县，江左改晋安，隋改葭萌，取汉旧名。”可见蜀地确实存在汉寿县。
此外，据史料记载蜀国大将军费禕曾北屯汉寿并在此遇害。据《三国志·费禕传》记载“（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延熙十五年（公元252年），命禕开府。十六年（公元253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修在坐。禕欢饮沈醉，为修手刃所害”。该史实旁见於《三国志·三少帝纪》及《三国志·后主传》。可见费禕曾北屯汉寿并在此遇害。
由此可知，蜀地确有汉寿县，其本为广汉郡下属的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刘备改名为汉寿县，并改属梓潼郡，蜀后主延熙十四年大将军费禕曾北屯於此，延熙十六年费禕在此遇害。后来，晋武帝泰始三年汉寿县又改名为晋寿县。江左时期又改名为晋安，隋代又改回旧名“汉寿”。即蜀地之汉寿其地名演变过程可见下图：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刘备改名为）汉寿→（晋武帝泰始三年改名为）晋寿→（江左时期改名为）晋安→（隋代改回）汉寿明代的程敏政、管律和清代的毛宗岗、杭世骏、吴青坛均持“蜀地说”。程敏政《爵嗣考》和吴青坛《读书质疑》中都认为“（汉寿亭侯之）汉寿本县名，在犍为，史称费禕遇害处。”明代管律在《汉寿亭侯壮缪关公祠碑》也认为“汉寿在犍为”。清人毛宗岗也认为“汉寿”“大将军费禕，会诸侯於此。”杭世骏在《订讹类编》卷四中也认为是“费禕北屯汉寿”的汉寿。
可见，以上学者皆认为关羽的封地“汉寿”为由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且程敏政、胡应麟、管律、吴青坛还具体认为“汉寿”“在犍为”，即所谓“犍为说”。
事实上，“犍为说”是不正确的。从地图上看，按从南至北的顺序而言，依次为犍为——成都——广汉——梓潼——汉中，也就是说犍为在成都之南，倘若果为此地的话，那麽费禕就不是“北屯汉寿”而是“南屯汉寿”了。可见“犍为说”是不对的。
抛开“犍为说”不论，那麽“葭萌说”是否站得住脚呢？《三国志·关羽传》指出曹*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是在建安五年，而蜀地之葭萌县是刘备在建安二十五年才改名为“汉寿”的。也就是说关羽被封为汉寿亭侯时，由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费禕被害之地）当时还叫做“葭萌县。”
由此可知，认为关羽的封地是蜀地之汉寿，即葭萌说，是不对的。
四、“武陵说”（魏寿说）（一）武陵之汉寿存在的依据关於存在武陵之汉寿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史料中有某人为“武陵汉寿人”的记载，如前所述，龚祈、潘浚和伍朝皆为“武陵汉寿人”。
（2）地理文献中对“武陵之汉寿”的记载《后汉书·郡国志》在“武陵郡”下之“汉寿”写道：“故索，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更名，刺史治。”由此可见，即武陵之汉寿县，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更名为汉寿，且东汉时已是荆州刺史治所所在了。（关於汉寿属於武陵郡的史实旁见於《南齐书·州郡志》。汉代荆州刺史治所在武陵汉寿的史实，旁见於《宋书·州郡志》和《魏书·地形志》。而关於其地名变迁的史实，旁见於《水经注·沅水注》）汉代将索改名为汉寿后，三国时吴国据有武陵时又将其改名为吴寿。关於“吴寿”，可见《宋书·符瑞志》“吴孙权赤乌五年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县井中二。赤乌十一年，云阳言黄龙见。黄龙二又见武陵吴寿，光色炫耀”。
晋灭吴后，又将吴寿改回汉寿。见《宋书·州郡志》“（汉寿）后汉顺帝阳嘉三年更名。吴曰吴寿，晋武帝复旧。”
据以上史料我们可知，汉寿县归武陵郡，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改名为汉寿，汉代是荆州刺史的治所，三国吴国时期被改名为“吴寿”，晋朝又改名为“汉寿”，此外，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我们可知其旧址在湖南常德府东北四十里的地方。
其地名演变图可表示为：索→（汉顺帝阳嘉三年改名为）汉寿→（三国吴国时期改名为）吴寿→（晋朝时期改名为）汉寿（二）前贤多持武陵说前贤多持“武陵说”。熊方《后汉书年表》卷八在“关羽”一格，下注“武陵”，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指出熊方将关羽的爵号写成“寿亭侯”是“此传写误，脱去汉字，而注武陵则确也”，即也赞成“武陵说”。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中指出“《续汉郡国志》：武陵属县有汉寿，乃汉顺帝时改名，关羽所封，盖即其地。”《辞源》也说“汉寿，县名……汉末关羽封汉寿亭侯，即此地”。此外张维慎和文廷海先生也持“武陵说”。
（三）“武陵之汉寿”也非关羽之封地在讨论武陵之汉寿是否是关羽的封底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武陵之汉寿”，到底是一个什麽级别的行政区域。据前文所述，《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水经·阮水注》都指出“汉寿县”归属於武陵郡，是个县。而据《后汉书·百官志》，列侯分为通侯（县侯）、乡侯和亭侯，级别不同，其对应的封地级别也不同，“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即通侯的封地对应与县，乡侯、亭侯的封地对应於乡、亭。卢弼在《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中指出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而“武陵之汉寿”是个县，因此不可能是亭侯的封地。
（四）关於刘禹锡的《汉寿亭春望诗》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五《汉寿亭侯》中指出“刘禹锡有《汉寿亭春望》诗，自注在荆州刺史治。……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筑城建亭以志遗迹耳。”以此作为“武陵说”的依据。然仔细考查上文会发现以下问题：其一、刘禹锡原诗诗名为《汉寿城春望》而非《汉寿亭春望》，赵氏偶误。
其二、刘氏自注曰“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可见刘禹锡也将“汉寿”视为亭，是“古荆州刺史治亭”。
其三、“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筑城建亭以志遗迹耳”。关公“曾镇荆州”和关羽曾封汉寿亭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且由上文可知，刘禹锡笔下的汉寿亭是后人为了纪念关羽“曾镇荆州”而造的，而非当年关羽的封地。
（五）关於“汉寿”即“魏寿”（“魏寿说”）三国之贾诩曾被封“魏寿乡侯”、刘放曾被封“魏寿亭侯”。见《三国志·贾诩传》“文帝即位（黄初元年），以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及《三国志·刘放传》“（黄初）三年，（刘）放进爵魏寿亭侯”。清人赵一清在《三国志补注·魏志》卷十四中认为“魏寿”就是武陵之汉寿，且刘放的封地就是当年关羽的封地，即“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关羽始封於此，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即所谓“魏寿说”。
然而仔细考查发现此说有以下问题：其一，在《后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水经·阮水注》等地理文献都无魏将“武陵之汉寿”改名为“魏寿”的记载。《贾诩传》和《刘放传》虽然出现了“魏寿”，但并未记载“魏寿”是由“汉寿”改名而来。
其二，从“武陵之汉寿”的归属问题来看武陵之汉寿属於荆州，东汉末由荆州牧刘表控制。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之子刘琮降曹，荆州归曹*所有。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曹*战败，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南征四郡，武陵等四郡太守投降，此时武陵归刘备刘备。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与孙权相约，“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吴，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此时虽然荆州一半已属於吴，但武陵还是归刘备。后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吕蒙袭关羽，据有整个荆州，此时武陵为吴所有。吴於天纪二年（公元280年）为晋所灭，武陵归晋所有。可见除了曹*於建安十三年到十四年间，短暂地占有武陵之外，终魏之世未再据有武陵。
由上文可列出武陵汉寿的归属示意图：东汉末武陵归刘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归曹*→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归刘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归孙吴→吴天纪二年（公元280年），吴灭，武陵归晋朝。
而贾诩和刘放被封为魏寿乡侯和魏寿亭侯的时间是在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和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此时武陵之汉寿被吴占有，魏国如何改名？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认为“此虽吴地，因其时孙权臣服魏人遥改名”即认为当时虽然武陵之汉寿被孙吴占据，但因孙权臣服於魏，故“遥改名”。其情理虽通，然前文已述，信史中未见将武陵之汉寿更名为魏寿之记载，故王说当属臆断。
其三，我们注意到刘备据蜀乃改葭萌为“汉寿”，吴据武陵之“汉寿”乃改名为“吴寿”，而晋据葭萌之“汉寿”乃改名为“晋寿”。可见，“汉寿”、“魏寿”、“吴寿”、“晋寿”均有特殊意味，寓王朝长寿。而据《贾诩传》和《刘放传》贾诩为奠定曹丕的太子地位立了大功，刘放也是受到从魏太祖、魏文帝到魏明帝三代魏主的垂青，曹*将其功比班彪，魏文帝让他“掌机密”，到了魏明帝即位时，更是“尤见宠任。”可见，即使真有将武陵之汉寿改名为“魏寿”之事，此魏寿也是象徵意味大於实际意味，且贾诩和刘放都备受魏主宠信，被封此号，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麽贾诩和刘放的爵位等级不同（贾诩为乡侯，刘放为亭侯）但是却拥有共同的名号“魏寿”。
其四，三国时期爵前的名号已多不表地名。
据《晋书》卷一十四《志第四·地理上》记载“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孙权赤乌五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刘备孙权都是“遥采佳名”分封各自的功臣，因此“魏寿”也可能是“遥采佳名”的产物，更多表一种象徵意义。
由上述论证可知以贾诩和刘放爵号前有“魏寿”为理由而主张“武陵说”，是不正确的。
五、“两地说”
有人主张武陵之汉寿和由葭萌县改名而来之汉寿都是关羽的封地，关羽被封了两次。
在北京图书馆珍藏的赵一清手抄本《三国志补注》中，他在《魏志》卷十《贾诩传》中“（贾诩）进爵魏寿乡侯”一句下注曰：“武陵郡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魏改为魏寿，故蜀又以葭萌为汉寿也”。在《魏志》卷十四《刘放传》“放进爵魏寿亭侯”一句下注曰：“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关公始封於此。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而蜀因改葭萌为汉寿”。此外，他在《蜀志》卷六《关羽传》还写道：“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一句下面写道“一清按：蜀以葭萌为汉寿县而关公佐命元勋，更不易封，岂以赐命汉朝，故特改斯名以宠异之”。
而据我们前文论证地理类史料记载中都无魏将“汉寿”改为“魏寿”的记载。倒是有吴将其改为“吴寿”的记载。且赵一清认为是魏国先改，蜀国才改，即“魏改为魏寿，故蜀又改葭萌为汉寿也”史无可考。再者，所谓“羽佐命元勋，（刘备）特改葭萌为汉寿以宠异之。”即刘备是否是为了特意表示对关羽的恩宠而将葭萌改为汉寿，未见诸史着，不可考。由此可见，赵一清只是一家之言，且所言未知有何史据。
到了清代，清人张镇则在其《汉寿亭侯考辨》一文中全面阐释了“两地说”的观点。其文曰“汉寿亭侯之封宜凡有二：‘一为曹*，一则当属刘备”，又曰：“是时封拜元勋，张益德等诸将各已得侯，甯於（关）帝而不别加锡秩乎？夫帝既以*为汉贼，亦岂乐以其所有之爵自荣？即昭烈开国酬庸，以褒将帅，唯当宠之新命，趣为刻印，安有使仍故侯，无所旌异而遂可以服英雄之心，宏霸王之略哉？既改葭萌为汉寿，因即以封帝。”即认为关於两次被封，第一次是曹*表封的，第二次是刘备封的。因此两个汉寿都是关羽的封地。
上文有以下问题：其一，据《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张飞曾两次受封。一次是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领荆州牧占据荆州时，被封为新亭侯。此时，葭萌县尚未改名为“汉寿县”。第二次是刘备称帝后，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封张飞为西乡侯。此时，关羽已死。可见“而是时封拜元勋，张益德等诸将各已得侯，甯於（关）帝而不别加锡秩乎？”推理有误。
其二，即使是刘备追封关羽，那麽也不应该再叫做“汉寿亭侯”了。用张镇的话来说“安有使仍故侯，无所旌异而遂可以服英雄之心，宏霸王之略哉？”如果刘备照旧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则与曹*无异（具封关羽为亭侯，而张飞已封为乡侯）“无所旌异”，无法“服英雄之心”。
其三，“夫（关）帝既以*为汉贼，亦岂乐以其所有之爵自荣”，即如张镇所言关羽以曹*为汉贼，那麽，既然既然以曹*表奏之爵位（亭侯）为耻，又如何可能愿意保留其号（汉寿）呢？
其四，“既改葭萌为汉寿，因即以封帝。”认为将葭萌改为汉寿后就以之分封给了关羽。然而史无可考，当属臆断。
由此可见，认为关羽两次受封，多为臆断，而未见诸史着。即“两地说”是不对的。
六、“两地皆非”说（“亭名说”）据前文考证，我们已经指出了“武陵说”“葭萌说”“两地说”的错误，而且指出据汉制“亭侯不得袭用县名”，“亭侯”所对应的封地应为“亭”而不能为“县”，即汉寿当为亭名。事实上该观点，前贤也多有述及。
唐刘禹锡在《汉寿城春望诗》中自注汉寿是“古荆州刺史治亭”，前文已述武陵之汉寿是汉代荆州刺史的治所，可见刘禹锡认为“汉寿”是“古荆州刺史治”下面的一个“亭”。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八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汉寿乃亭名”。又，王先谦曰：“汉寿县三国吴改曰吴寿（见沈志），晋志仍曰汉寿，献帝封关羽汉寿亭侯当即县亭”，即虽然王先谦持“武陵说”，但他也认识到“献帝封关羽汉寿亭侯当即县亭”。即“汉寿”是汉寿县里的一个“亭”。
此外，沈家本也认为“汉寿，乃亭名也”。盛巽昌在《三国演义补证本》第二十六回也旁批曰“按，汉寿只是亭名”。卢弼更是指出：“武陵之汉寿为县名，非亭名，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恐别有汉寿亭不可考耳”。
综上，我们认为：其一，据汉制，亭侯之封地当为亭，故“汉寿亭侯”里的“汉寿”是亭名，而非县名，因此该汉寿是汉寿亭，而非武陵之汉寿县，也非蜀地之汉寿县。二，可能由於该汉寿只是“亭”这一行政级别较小的单位，而史料又缺乏详细的记载因此该汉寿亭的具体方位，现已无从查考。
刘禹锡、胡应麟和王先谦虽持“亭名说”，但都坚持认为“汉寿亭”是武陵之汉寿县或蜀地之汉寿县下一亭。然而，既然主张“汉寿”是亭名，则当从史料中查找何处有亭其名为汉寿，今据史料未见武陵之汉寿县及蜀地之汉寿县其下有亭名为汉寿，则不可臆断汉寿亭必在武陵抑或必在蜀地。
结论“汉寿亭侯”应为汉寿之亭侯，即“汉寿”为地名说是正确的。
历史上曾有两个汉寿：一为蜀地之汉寿。以前叫做葭萌县，后刘备据蜀后改名为汉寿县，晋朝灭蜀后又改名为晋寿县，江左时期改名晋安，隋朝又改回汉寿旧名。一为武陵之汉寿。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改名“汉寿”，三国时期吴国将其改名为“吴寿”，晋灭吴后，又将其改回“汉寿”。这两个汉寿的行政级别都是县。据汉制，县侯、乡侯、亭侯的封地对应的行政级别是不同的，亭侯对应的封地应为“亭”，且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而无论是武陵之汉寿还是由葭萌改名而来之汉寿，均为县名，与汉制不符。所以“葭萌说”和“武陵说”都是不正确的。
有人提出“两地说”认为关羽曾先后两次受封，但所述多属臆断，无可信史料支撑，故“两地说”亦非。
在辩驳“武陵说”“葭萌说”和“两地说”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两地皆非说”，即关羽所封的“汉寿”既不是武陵的汉寿县也不是蜀地的汉寿县。据汉制，该“汉寿”应为“亭”，是亭名，即主张“亭名说”，且该观点前贤也多有述及。至於该“汉寿”的具体方位，我们认为应其是“亭”这一行政级别较小的单位，而史料又缺乏记载，故已无从稽考。但是“汉寿”是“汉寿亭”，而非“武陵之汉寿县”也非“蜀地之汉寿县”这一点是应该明确的。且因未见有史料记载武陵之汉寿县及蜀地之汉寿下有亭名为汉寿，故不可臆断汉寿亭必在武陵之汉寿县或必在蜀地之汉寿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