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凡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兄长刚才不是说过，要设法将海汉人逐出登州，这为何又要与其谈判？”

陈钟盛道：“那福山县如今已落入海汉掌控，廖杰那帮人要开了春之后才会行动，中间这几个月总得想点办法稳住海汉人才行。要是他们真在登州作乱，你老哥我第一个就要倒霉！”

郑凡一想也是有理，便接着问道：“那若是海汉人提出一些非分的条件，比如说福山铜矿的归属，又当如何处理？”

陈钟盛犹豫片刻后才应道：“你可用私人名义与其探讨合作可能，但不可代替官府对其作出任何承诺！”

郑凡一听就明白了，陈钟盛这是想一边稳住海汉人，一边给未来翻脸留下伏笔。让他去以私人名义稳住海汉人，等以后时机成熟，一纸公文就可堂而皇之地宣布将铜矿收归国有。当然了，这次的公文出去之后根本没奏效，下次这种措施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最后还是得看明军的表现是不是给力了。

但这种事情要具体操办起来，也不是陈钟盛说说那么容易。上头动动嘴，下头跑断腿，要办好这事可不光是跑断腿了，还得跨海去东江镇跟那边已经不太受大明约束的明军打交道，甚至后续还需与海汉人接触。这些事情牵连太大，郑凡也不可能放心交给手下人去操办，只能自己亲自出马了。

换个人大概还有撂挑子不干的机会，大不了前面扔进去的钱就当打水漂了。但郑凡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能在登州混得风生水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大舅子陈钟盛这个知府当靠山。要是登州因为海汉人的到来而再次陷入大乱，让陈钟盛的官位受到影响，那他郑凡今后也别想再轻轻松松地把控各种生意资源。

当然了，郑凡并不算是目前登州城内处境最艰难的人，刚吃了一场败仗的登州驻军上下，现在还得为收拾这个烂摊子而头疼。

经过核对清点，郭兴宁部在与海汉人持续两日的交手中，死伤和被俘等未能随军撤回登州城的人员，共计折损四百七十三人，其中还包括了各级军官十余人。在孔有德叛逃辽东之后，这是登州驻军战损最为严重的一次军事行动。

作为山东都司驻登州的指挥官，廖杰策划的这次行动可谓是失败得彻彻底底，不但没能达成事前制定的军事目的，反而是损兵折将颇为狼狈。要不是郭兴宁见机得早，果断选择了撤离战场，后果可能会更加不堪设想。

关于这次的行动，廖杰因为托大，并没有提前向山东都司报备，没想到就这么被海汉人狠狠坑了一把。现在他还得替对手把盖子捂紧，不能让战败的消息传出去，否则上头清查此事，他少不了要吃个“妄动刀兵、指挥不力”之类的罪名。所以郭兴宁部战败逃回登州城，非但没有受罚，反而是以“缴费凯旋”的名义风风光光地入了城。

但这次闯的祸也不是在入城时做做表面文章就能完全掩盖过去，郭兴宁手下可是实打实地折了几百号人，而且他这支部队出征时所携带的军械物资几乎全都在溃逃途中丢弃了，要保留这支部队的编制，就得重新补充人手，以及配齐所需列装的各种军械。搞定这些事情的同时，还要对从战场成功逃生归来的这批人下封口令，对战死及被俘人员给予抚恤，才能有效地封锁消息，避免事情闹大到无法收场的境地。

不管是人手、军械还是抚恤金，都不可能从天而降，而是要实打实花银子才能有效果。至于说这笔钱由谁来出，这对登州驻军而言可算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了。

“大人，要将后续处理干净，至少要两万两银子，这……这该如何是好？”郭兴宁计算了一番之后，愁眉苦脸地将结果告知了廖杰。

按军职高低不同，这四百多将近五百号人的抚恤金就得近万两银子，剩下几百人的封口费总得要两三千两，另外重新征兵，配武器铠甲等军械，再怎么省也得有万把两银子的开销，郭兴宁说的两万两已经是非常保守的数目了，实际操作下来估计两万五千两都打不住。

廖杰黑着脸道：“你问我，我能问谁？难道向都司衙门打报告，说登州驻军被一群外国海商给打败了？只怕银子没要下来，你我二人的官职就先丢了！这所需的银两，你先尽力垫上，日后再慢慢想办法吧！”

廖杰所说的想办法，便是指今后通过多报、虚报、吃空饷等手段，慢慢从军费中再把这部分钱给抠出来，理论上只要郭兴宁的编制还在，迟早是可以把这笔费用收回来的。

不过郭兴宁并没有认可廖杰所提的办法，仍是叫苦不迭：“廖大人，两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我一时间哪里筹得出来啊！”

廖杰拿起桌上的茶杯，慢慢饮了一口，不急不慢地说道：“郭大人，你调来登州这一年多时间，也从地方上捞了不少好处，如今正当用钱之际，你就不太吝啬了！”

像郭兴宁这样在登莱之乱期间从外地调来的明军，在战后搜刮地方的力度并不会比孔有德叛军差多少，那些在战争结束后还选择南下逃难的民众，其中有一多半其实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些外来明军的压榨，对官府在平定叛乱之后的表现感到绝望才离开了家园。廖杰、郭兴宁、上官野这一批被分配进入登州驻守的军官，或多或少都以这样的方式从民间榨取了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