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复兴的新时期电影（1976—1989）

2018-04-15 作者： 虞吉

二复兴的新时期电影（1976—1989）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也开始走上复兴之路。Www.Pinwenba.Com 吧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复兴的新时期”电影。

（一） 复踏的过渡期（1976—1978）

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处于一个恢复时期。荒废导致积重难返，所以前进的步伐并不大。这两年生产的影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揭露“四人帮”罪行以及反映人民群众与之作斗争的影片。最早的一部是1977年由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雁翼编剧、张一导演的《十月的风云》。由于紧跟全国揭批控诉“四人帮”的政治形势，所以影响较大。之后，《严峻的历程》（张笑天、侍继余、郦劫编剧，苏里、**佑导演，1978）、《蓝色的海湾》（吴荫循、周民震编剧，颜学恕、艾水导演，1978）、《失去记忆的人》（杨时文、斯民三、周泱编剧，黄佐临、颜碧丽导演），以及《风雨历程》等影片相继出现，这些影片都是反映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影片，饱含创作者的真情。但是，由于匆忙拍摄，加上创作动机的明确性，影片依然延续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及“三突出”的原则进行创作，所以没有多高的艺术价值。

第二类影片则续接了17年电影的传统，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和革命斗争题材进行创作。代表性的影片有《大浪淘沙》（朱道南、于炳坤、伊琳编剧，伊琳导演，1977），《万水千山》（陈其通编剧，于洋导演，1977）、《拔哥的故事》（谢夫民、成荫、毛正三、马元杰编剧，成荫导演，1978）、《大河奔流》（李准编剧，谢铁骊、陈怀皑导演，1978）、《挺进中原》（汪遵熹、李林木、温昭礼编剧，张一导演，1979）等。这类影片同样没有摆脱“文革”遗风的桎梏，故事情节生硬，人物塑造缺乏深刻性，因此并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可。

第三类影片是惊险反特片。代表性的影片有《熊迹》（巩卓编剧，赵心水导演，1977）、《黑三角》（李英杰编剧，刘春霖、陈方千导演，1977）、《猎字99号》（周振天、黎阳编剧，严寄洲导演，1978）等。这类影片在故事情节上大同小异，都是我公安机关如何斗智斗勇，把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挖出来，最终取得胜利，还是停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模式上，艺术价值也不高。但是，某些影片还是借鉴了国外惊险片的经验，营造了一定的悬念。如《黑三角》中的悬念直至最后才得以解开，体现了导演的在这一类型题材上的探索。

除了这些新生产的影片，1976—1978年间大量放映的影片还是17年电影，《五朵金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阿诗玛》等优秀影片重新与观众见面，引发了极大的轰动。这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景观，可以称之为中国电影的“复踏”阶段。同时，译制片和香港地区影片的上映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1978年，北京市观众人次最高的影片为日本影片《追捕》，放映了2800余场还有人看，观众高达2700多万人次。

（二） 复兴之门的开启（1979—1983）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从1979年起，中国电影界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创新之路。

1979年是中国电影产量和质量得到迅速提高的一年。这一年，出现了《归心似箭》、《啊!摇篮》、《苦恼人的笑》、《小花》、《生活的颤音》、《春雨潇潇》等优秀的影片。中国电影开始走出“文革”的阴霾，呈现出青春焕发、繁荣向上的良好风貌。这一时期的影片开始冲破以往电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更多地加入了导演自己的创新，开始表现人情、人性。一些影片上映后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其中《小花》还获得了当年“百花奖”最佳影片奖。

1980年，各制片厂共生产影片82部。此后数年，电影数量逐年上升，1981年为105部，1982年为115部，1983年达到127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看电影是国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1979—1983年，每年观众人数都在260亿人次以上，发行放映收入都在20亿元左右，其中1979年观众人数达到293.1亿人次。某部优秀影片的放映往往造成万人空巷的情景，这也造就了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很多现在四五十岁的中国人，至今对当年的影片耳熟能详。这一时期比较好的影片有：《天云山传奇》、《庐山恋》、《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邻居》、《沙鸥》、《西安事变》、《喜盈门》、《小街》、《人到中年》、《城南旧事》、《骆驼祥子》、《高山下的花环》等。这些影片实现了与17年电影的对接和拓展，表现出题材样式的多样化，在政治与艺术的限定性之中找到了突破点，打破了某些禁忌。

（三） “谢晋电影”与大型历史片

谢晋作为第三代导演，在17年时期就导演了《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等有较大影响的影片。进入新时期，谢晋再度焕发创作的青春，连续拍摄了一系列优秀影片。他给80年代中国影坛带来的轰动效应，恐怕无人出其右。此后一场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论争，使他再度成为焦点。1977年，谢晋导演了《青春》，之后相继导演了《啊!摇篮》（1979）、《天云山传奇》（1980，获第一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牧马人》（1982）、《秋瑾》（1983）、《高山下的花环》（1984，获第八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芙蓉镇》（1986，获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后的贵族》（1989）、《清凉寺钟声》（1991）以及《鸦片战争》（1997）等等。这些影片多次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这在新时期导演中是不多见的。总结起来，谢晋电影是一种政治／人性／伦理剧情片。他形成了自己影片的范式。谢晋影片的范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女性拯救男性的范式。比较而言，男性具有社会政治和伦理的双重生命，而女性总是在男性政治生命出现危机的时刻，以拯救者的身份给男性以慰藉，谢晋放大、升华了女性身上的“母性”功能，她们都体现出一种包容性和忍耐性，形象饱满、丰实。这在《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和明显。例如《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之于罗群，《芙蓉镇》中胡玉音之于秦癫子。

第二，道德（伦理化）的人物塑造范式。谢晋的影片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对女性人物的刻画十分成功。谢晋影片的女主人公都选择形象、气质好的演员，如陈冲、刘晓庆、李秀明等；同时在人物身上加入中国传统女性的要素，即恭、宽、信、敏、慧，孝、智、礼、忠、勇，使人物富于一种道德审美性。这样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产生极大的轰动效应。例如《天云山传奇》一上映就引起巨大的社会轰动，而《牧马人》上映后达到观众1.3亿人次，此后的《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影片同样如此。

第三，抒情的煽情范式。谢晋的影片采用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缝合性的常规叙事镜语体系，善于把握观众的情绪。影片往往充满抒情、哀伤的色彩，从而与观众达到某种互动。

由于谢晋电影呈现出的典型性，使得他的电影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中国电影时报》上发表了题为《谢晋电影十思》的文章，精辟地概括谢晋电影艺术为“时代有谢晋，谢晋无时代”，客观评价了谢晋电影的优点和局限性。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投资和场面都比较大。从1979年的《从奴隶到将军》（王炎导演）开始，相继出现了《傲蕾·一兰》（汤晓丹导演，1979）、《南昌起义》（汤晓丹导演，1981）、《西安事变》（成荫导演，1981）和《廖仲恺》（汤晓丹导演，1983）等影片。与17年电影相比，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政策上更加宽松，开始描写真人真事。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等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和高级将领首次出现在中国银幕上。导演成荫成功地驾驭了巨大的历史画卷，做到了政治倾向性和历史真实性的统一，紧紧抓住西安事变发生的起因和事变经过两条主线来组织影片结构，反映了西安事变中各方的矛盾和斗争，生动地再现了那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影片中，人物刻画生动，革命领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反面人物也没有进行简单的丑化。同样，著名导演汤晓丹的《南昌起义》也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性影片。该片在塑造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我党我军的领袖形象的同时，对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张国焘、李立三等人物也没有任意歪曲，而是实事求是地加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