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明清小说创作真实论初探李惠明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4明清小说创作真实论初探李惠明

明清小说理论有二个至为珍贵的优越建树：一是关于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理论，以金圣叹的理论阐述最具卓识；一是关于小说创作真实性问题，它的中心论题是要努力分清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小说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并努力指明艺术真实的表现对象问题。Www.Pinwenba.Com 吧比较而言，对前者人们讨论研究的文字颇多，而对于后者的讨论研究就相对显得比较沉寂了些。事实上，明清的小说理论对小说创作真实性问题的探索一直都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其探索的基本认识历程是由浅入深，由表入内，由粗到细，由“真假”之辨到真正把握艺术真实性的确切涵义。本文拟就下列三个方面对其理论阐述作一粗浅的探索。

真实论之一：小说创作中“真”与“幻”的关系明代对小说创作真实性问题的探索是由提出“真与幻”结合的理论主张而肇始的。

“真”与“幻”是一组互为对应的理性概念。

在明清小说理论批评中还常常出现和使用一些与这一组概念相仿或相近似的理性概念，如“奇”与“正”、“真”与“假”、“虚”与“实”等等。虽然这几组概念在所指对象和所涉及的范围上有些细微的差异，但它们最基本的中心含义则是相同的：“真”（“实”、“正”）指所写的人或事是否符合生活的基本事实；“幻”（“奇”、“虚”）指所写的人或事其艺术虚构成分的高低程度。明清小说理论中的“真”“幻”关系问题实质也就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

明代以前，对“真”“幻”问题的认识一直处在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小说理论的批评者们不是主张了“真”而忘记了“幻”，就是要了“幻”而排斥了“真”。他们始终把“真”“幻”放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来看待它。到明代初中期，“真幻”问题的讨论研究日趋热烈，“真”“幻”结合的理论主张开始被严肃而认真地提了出来。当时对“真”“幻”问题提出积极而富有建设性意见的大都是颇有声望的小说批评家和创作家。叶昼代表了这种理论先声，他在托名李贽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回评》的第一回中说：

《水浒传》情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①叶昼的这段话充分肯定了艺术真实性的强大感染力量。文中所说的“假”是指艺术虚构和艺术想象的情节内容。小说创作中，虚构和想象是达到艺术真实性的必要手段，叶昼指出了这种“假”的情节内容的逼真价值，并且是小说作品“所以为妙”的原因，说明他已经开始认识到“真假”结合所带来的绝妙意义。而托名空观主人的凌濛初则进一步指出：

其事（指他的《拍案惊奇（初刻、二刻）》）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②凌濛初在这里使用的“实”与“赝”、“真”与“饰”二组对立概念即等同于“真”与“幻”这组概念。凌濛初是一个有直接创作小说经验的人，他以自己亲身的创作实践说明“真”与“幻”“各参半”的重要性，应当说是道出了小说创作的“个中真味”的。

明代小说家已经有意识提出“真”与“幻”的结合，那么“真幻”结合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明清小说批评家们又是怎样认识这种“真”“幻”结合的妙处的呢？托名幔亭过客的袁于令指出：

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③袁于令把“真幻”结合的重要性推到了极端，并偏重于对“幻”的意义的过分夸大：

小说不幻就不是小说，“幻”得不彻底就不是真正的“幻”，只有真正的“幻”才是真正的“真”。“真幻”是互为因果、对立统一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因为即便是极幻的事或理都是以生活的“真”为基础的，“极幻”归根到底仍然是“极真”，而“极真”之事或理只有“极幻”的手段加以表现才具备“事质并茂”的滋味。这就是“文不幻不文”的道理，同时也是“真”与“幻”必须结合的意义所在。袁于令的认识有一定的理论辩证法色彩，在明代关于“真幻”问题的讨论中具有较高层次的理论识见。到了张无咎，他对“真幻”结合的妙处及其意义作了更加真切合理的阐述：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鬼而不人，第可以资齿牙，不可动肝肺。

《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平妖传》）始终结构，有原有委，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④如果说袁于令的认识曾经不无偏颇的话，那么张无咎似乎是有意识地纠正了这种偏颇。

袁于令偏爱“幻”的价值而把“幻”的意义和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张无咎则比较公允地平衡了“真”与“幻”轻重关系，鲜明地提出了“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的理论口号。无疑，这个口号是对“真幻”结合理论的归纳性阐述。张无咎认为《西游记》是“幻”的典型作品，虽然可以“资齿牙”，但不足以“动肝肺”，这是由于“幻”有余而“真”不足，因而只“幻”不“真”的作品并不是艺术的上乘境界；而《三国演义》是“真”的代表性小说，虽然描写逼真，但由于艺术上缺少“幻”的渲染，因而也不是上乘佳作。

只有《平妖传》这样的小说，弥补了上述两种作品各自的缺陷，而把“真”与“幻”结合到了绝妙无比的程度，使作品达到了“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的完美境界。不管张无咎的说法是否符合《西游记》《三国演义》《平妖传》这三部小说本身的优劣情况，但他文中提出的只要做到“以真为正，以幻为奇”就能达到“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的艺术境地等理论思想却是明代“真幻”结合理论最具卓识的伟大贡献。明代著名的小说家冯梦龙也是“真幻”结合理论的积极创导者，他提出的“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的真幻论，把“真幻”的结合提到“理”的真赝角度来衡量，触及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本质层次。真实的事件（事真）可以达到艺术上的合情合理，虚构想象出的事件（事赝）同样可以达到艺术上的合情合理，它们在艺术上被认可的最终依据在于“理不赝。”这是冯梦龙的“真幻论”超越他人的地方。

明代的“真幻”结合理论在清代仍继续得到保持和发扬光大。清代小说评点家脂砚斋在批点《红楼梦》时说：

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⑤虽然这个评价只是针对《红楼梦》而发，但从中仍可以看到脂砚斋这个观点的普遍意义。

这种“事之所无，理之必有”的真幻结合论应当成为评判任何小说真实性的重要标准。脂砚斋对“真幻”结合的高度肯定和赞扬使这种理论主张在清代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实践映证。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采用了“真假”相结合的方法，使《红楼梦》在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方面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

可以这样说，曹雪芹是从创作实践的角度对“真幻”结合的理论主张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明清时代对“真幻”问题的阐述，尽管各有区别和差异，但提倡和主张“真”与“幻”的结合却是他们共同一致的追求目标。

真实论之二：小说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根本区别关于小说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区分在明清以前的小说批评界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小说到底是什么？这个关于小说观念的问题历时一千多年始终没有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自从班固把“小说”放在稗官野史的位置上建立了他的小说观以后，小说家们大抵都停留在这个水准上。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是历史余绪的传统观念代代因袭、捆绑住了小说家们的手脚。表现在真实性问题上，人们常常把对历史著作的真实性要求强加到小说身上，至少在一个十分漫长的岁月里，小说始终处在一种历史奴婢的可悲地位。

这种对小说真实性的认识在理论上模糊了小说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界限。

由于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很大一部分素材取自历史故事，从而造成小说的发生和发展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学家们常从历史学的眼光把小说看作野史、逸史，从有补于正史的目的出发来要求小说的真实性，从而把对历史的真实性作为衡量小说真实性的标准。这种历史学家的固板眼光使小说的发展受到莫大的限制，也导致了小说与历史长期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

明代以前的封建正统文人对小说的看法以班固为代表。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中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⑥这里虽然承认了小说的存在，但对小说的轻蔑是显而易见的。到了汉代的刘知几，他从历史学的眼光出发，把小说分成十家，并作了具体的评述。其评述的标准是以其历史著作的真实性程度为前提的。尽管他和班固一样也承认“是知编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⑦但在评判小说创作的真实性问题时，他又把小说纳入其历史学范畴内，刘知几的评判标准是“实录”和“雅言”。小说的特殊性丝毫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小说鬼道怪为特色的志怪小说一反历史学家们的真实观念，力倡怪力乱神，说尽荒唐不经之事，给小说的真实性观念带来了历史性的冲击。那些超尘脱俗的艺术构思，那种离奇奔放的故事情节，以完全崭新的感觉廓清了笼罩在小说真实性观念上的历史学范畴的重重烟雾。但其时的批评家们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种小说内容及其表现方法在判明小说真实性问题上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而缺少真正的理论阐述。唐人有意做小说，却无意评小说，“温卷”而带来的小说创作繁荣又纯粹是为了满足一种高官厚禄的奢望，几乎没有人愿意去辨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小说。宋元时代的小说界，似乎自始至终沉浸在紧锣密鼓的说唱艺术中，压根儿没有时间去考虑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道理。只是到了明代，对小说与历史著作的区别才真正有了理论上的明确认识，对小说真实与历史真实的问题才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理性思考和探索。

首先是熊大木。他是位对明代白话小说创作有特殊贡献的人物，既创作小说又编集小说，且有较好的理论建树。他最早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小说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不同性质。他说：

至于小说与本传（历史）互有异同者，两者之以备参考。……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得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竞矣。……质是而论之，则史书与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⑧虽然熊氏的识见仍然停留在野史正史的纠缠上，并未真正认识到小说作为文艺样式与历史作为科学样式的本质区别，但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熊氏认为不必奇怪于小说内容与历史内容的不同，因为他们两者本身是有区别的。熊氏对小说的认识程度是浮浅的，但无疑他却开始了对小说观念的重新考察。尔后是胡应麟，他较为敏锐地看到了小说与历史的诸多区别。胡应麟在作者、对象、题材、风格、基调和效果等方面对两者作出了比较分析后，承认小说是自成范畴的文艺样式，它绝不等同于科学样式的历史。胡应麟认为：

说主风刺箴规，而浮诞怪迁之录附之。⑨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遇，而亦博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服也。⑩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蒐梦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覈，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

胡应麟并不算是一个小说家，也并非是小说批评家，他是作为一个正统文人谈他对小说的看法。这些看法比起班固、刘知几等人的小说观念，其历史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

胡氏承认了小说的“怪力乱神”、“玄虚广莫”、“纪述见闻”等特性，事实上也就承认了小说“虚”“幻”“假”等艺术性质。这些性质是完全符合小说真实性要求的。胡氏的上述论点实际已经把小说的真实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区别了开来。

如果说胡应麟对小说的认识仍属较为保守的话，那么到了谢肇淛，他的认识就显得大胆而干脆了。谢肇淛说：

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同，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

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幻极无当，然也有至理存焉。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

谢氏的“虚实相半”理论和“情景造极”理论在区别历史与小说的真实性问题上迈出了极为宝贵的一步。只可惜谢氏的认识范围太过褊狭，他仅仅对囿于历史范畴内的小说，指出应当怎样处理“真假”、“虚实”问题，而不是把小说放在与历史相对等的范围里指出小说的真正特性。在这个问题上，袁于令的认识，其基点就比较高了。袁于令认为：

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

遗史以蒐逸，蒐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面奇逼肖；传奇者贵幻……恍惚不可方物。

袁于令在小说与历史的比较分析中，基本划清了两种真实性的本质差异。小说艺术的真实性是以“贵幻”为特征的，它主张艺术性地想象与虚构，以达到艺术上的真实性；而历史的真实性是以“贵真”为特征的，它力求做到正确无误地“传信纪事”。但袁于令的认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仍然囿于传统的视野里，把小说放在野史和逸史的位置上加以评述。这种考察角度本质上并未突破历史学给小说套上的传统枷锁，因而袁于令对小说观念的革新并未使小说确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位置。只有到了金圣叹，才终于从根本上把历史的真实性与小说的真实性（也即小说与历史的观念）作了较为正确也颇为彻底的区别。金圣叹说：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系我。

金圣叹这段论述的精彩之处在于：它道出了历史科学要求的真实性与小说作为文艺样式所要求的真实性是根本不相同的两码事。前者是忠实的记录，后者是自由自在的想象；前者以事为主，后者以我（作者）为主。金圣叹对小说艺术与历史著作真实性的明确区别使得小说的观念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它洗刷了长期蒙在小说观念上的历史学的外衣，承认或确认了小说艺术是一种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表现形式，从而在理论上使小说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以自己独特的身姿向前发展。

真实论之三：突破“奇”“幻”领域的历史视野综观我国小说批评理论的发展历史，对“奇”“幻”诸概念的理解和使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魏晋以前的所谓“奇”“幻”与明清时期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