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新时期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 ——郭豫适先生及其红学史研究钟明奇一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7新时期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 ——郭豫适先生及其红学史研究钟明奇一

新时期以来，古典文学界崇尚学术史的研究，颇成为一种风气，且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Www.Pinwenba.Com 吧早在1998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潘树广、黄镇伟、包礼祥所著的《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一书就指出：“古代文学研究史专著自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1980年问世，至1995年郭英德、谢思炜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出版，其间据不完全统计，陆续有关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杂剧、晚清小说等专题性研究史十余种出现于学术著作之林。”此后至今又有多种此类学术史著作问世。据笔者所知，除《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上述已提及的学术史专著之外，尚有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按：此书虽非专门的唐诗学术史研究，但设有“学术史篇”一章），许总的《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按：本书首次从宏观的角度描述杜诗研究史），刘梦溪的《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按：此书系红学专题学术史研究），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沈玉成、刘宁的《春秋左传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许总的《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与《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黄炳辉的《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欧阳健、曲沐、吴国柱合作的《红学百年风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钟优民的《陶学发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王友胜的《苏轼研究史稿》（岳麓书社，2000），洪湛侯的《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常森的《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竺洪波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白盾、汪大白的《红楼争鸣二百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方勇的《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如此等等，足以见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蔚为大观。不过，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如同《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一书其实已指明的那样，则是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的著名红学家郭豫适先生。

郭豫适先生的红学史研究专著即是1980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研究小史稿》与1981年8月该社刊印的他的《红楼研究小史续稿》。郭先生的这部红学史研究专著问世后至今犹得到学界很高的评价。例如，胡建次与潘牡芳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研究述略》一文中说：“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首先是从小说研究开始的。1980年和1981年，郭豫适出版了《红楼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同上，1981年），这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拓荒的意义。”①黄霖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也说：“郭豫适自1960年起因教学需要，编印了《红楼梦研究简史》的讲义，后不断整补修改，终于1980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红楼研究小史稿》，翌年8月，又出版了《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这是《石头记》问世以来第一部研究红学发展史的专著，也是‘文革’以来第一部文学类学术史专著”，认为这一部红学史著作“奠定了‘红学’发展史的撰写框架和模式，开启了红学史研究的新阶段。书中随处可见的流畅、严密、左右逢源的犀利评议语词显示出那一代人的史识与时代意识，著者‘秉笔直书’的著史态度与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对学术史的撰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②。上述评价，我认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诚然，郭先生在红学包括红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局限于《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这一部专著，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大量论文，其中不少论文，收入代表最高水准的《红楼梦》研究论文选集，或为有关权威刊物所全文转载。

如刘梦溪先生曾主编取舍甚为谨严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其前言说：“本书共选录了九十七位研究者的红学论文一百零五篇”，“同一研究者的文章，一般只选一篇，最多不超过两篇，以最能代表其学术成果的论题为依归”③。该书收入红学论文两篇的只有俞平伯、何其芳等少数红学研究名家，而郭先生的论文《论〈红楼梦〉思想倾向性问题》、《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评介〈红楼梦〉研究史上的“新谈”、“新评”、“新叙”》就被选入其中。又如，《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一文，被收入由郭皓政先生主编、陈文新先生审订的《红学档案》，该书“精选了十六篇在红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或代表性的论文，对其加以评介”；郭先生此文与其中选入的张庆善先生的一篇文章，被认为“对索隐派和新索隐派的产生发展做了大体的勾勒和鞭辟入里的分析”④。而郭先生发表在《学术月刊》1964年2月号上的《关于〈红楼梦〉思想倾向的讨论》，则曾被《新华月报》1964年3月号全文转载。他如《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拟曹雪芹“答客问”——红学研究随想录》、《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红楼梦〉后四十回——兼评〈红楼梦〉研究史上有关续书问题的评论》、《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争论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兼评〈红楼梦〉研究史上的后期索隐派》等等论文，也颇得到学界的好评。郭先生在红学包括红学研究史方面能取得这样非同寻常的学术贡献，即如他的红学史研究专著，在近三十年后尚能得到学界很高的评价，这决不是偶然的。毫无疑问，一个学者要取得学术研究上的成功，勤奋、博学、天分等等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其学术品格亦极为重要，否则，就难以指望有真正的学术发现与创造。郭豫适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研究包括红学历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显然也与其学术品格密不可分。在笔者看来，郭先生可贵的学术品格，主要有两点：

一、勇于开拓；二、实事求是。这诚然是老生常谈的八个字，郭先生却以他坚实不倦的学术实践，对此作了独到的阐释，而在《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这一部专书的撰著中，尤有集中的体现。

二在郭豫适先生研究红学史之前，人们对红学的历史已有一定的研究，但显然不够系统、全面。如阿英在1936年发表了《红楼梦书话》，1941年编定了《红楼梦书录》，白衣香在1938年发表了《红楼梦问题总检讨》，杨夷在1944年发表了《红学重提》，习之在1948年发表了《红学之派别》，这些著述对红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流派有一定的划分、评介，但有不少研究并不允当。如阿英在《红楼梦书录》中将红学的历史划分为这样四个阶段：王希廉的研究为第一个阶段，王国维的研究为第二个阶段，蔡元培的研究为第三个阶段，胡适的研究为第四个阶段，这在今天看来显然不科学；而习之在《红学之派别》中将红学研究的派别分为历史影射派、考据派、哲理派、心理派、统计派、西洋文物考证派、医学派、竹头木屑派、旧学派、时代模拟派，其分类的标准有点随意，甚至有点混乱，也太过于仔细。此后，1954年对俞平伯先生的批判，1963年对曹雪芹的纪念及1973至1975年的评红运动，是解放后大陆比较重要的《红楼梦》研究活动，但其重心显然不在研究红学的历史。这里值得补充说明的是，海外潘重规先生在1974年发表了论文《红学六十年》，表面看来似乎意在对此前六十年的红学历史进行总结，但细读潘文就会发现，他所说的“红学”，主要是指有关《红楼梦》的历史文献的研究，因此，该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学历史的研究，何况所论也只有六十年，并不涉及整个红学的研究历史⑤。这就是说，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真正全面关注《红楼梦》历史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而以实际行动、全身心投入，系统地研究红学历史的，即始于郭先生。这其实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梅新林先生在其著名的《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和创新——世纪之交红学研究的转型与前瞻》一文中也指出：“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⑥自《红楼梦》问世到郭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与《红楼研究小史续稿》的出版，在这么长的历史期间中，之所以很少有人全面研究红学的历史，这是因为这一研究课题难度甚大；其重要之点，就是资料的匮乏。例如，当代学人非常熟悉的一粟所编的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之一种的《红楼梦卷》当时尚未出版——该书收有自乾隆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大约160年的红学资料；至于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的红学研究情况，更需要研究者自己去探索。客观地说，无论是五四以前的还是以后的，我国有关红学研究的许多书刊，是新时期以后才有意识地把它们作为有价值的学术史料而加以整理出版的。因此，没有勇于开拓的学术精神，郭先生决不可能完成如此艰巨的写作《红楼梦》研究历史的学术工作。

郭先生在《往事回忆——和青年同志谈治学体会》一文中说：“我觉得从事学术事业和从事其他事业一样，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从事一项难度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巨大精力才有可能完成的重大工程，那就需要像古人那样，要立志，要有一点志气。因为人只有确立了理想和目标，立志去完成某项事业后，才能产生并且保持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去不断地克服种种困难。我国历史上许多哲人、志士就是这样走过他们的生活之路的。”⑦落实到具体的他之所以敢于承担红学研究史写作工作上，郭先生便以鲁迅先生为楷模。在《应当重视红学史的研究工作》一文中，他曾就受鲁迅先生开创性地写出《中国小说史略》启发，而萌发撰著《红楼梦》研究史稿的想法，写过这样一段话：“试想，在没有前人著述可以师法的情况下，撰写出一部系统的中国小说史，除了需要非常广博的学识，又需要何等勇敢的开拓精神和坚韧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小说史这条线是由许多作家作品的点连接起来的，那么，从这条线上寻出一个点（《红楼梦》），试着写出这一个点的线（《红楼梦》研究史来），行不行呢？笔者就是在鲁迅当年结合教学，撰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启迪下，在鲁迅勇于开拓和坚忍不拔精神的感召下，萌发出撰写《红楼梦》研究史稿这样的想法来的。”⑧他最感佩鲁迅先生在《〈奔流〉编校后记》中所说的一句话：“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而在最近的一次学术访谈中他还说：“我最钦佩的是鲁迅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那种勇于开拓与勤勉踏实的精神。”⑨鲁迅先生在学术领域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显然给了郭先生无穷的精神力量，他试图开创性地写出《红楼梦》研究史稿的信念也就变得更加坚定。在具体的红学史的写作过程中，郭先生异常勤奋，备尝艰辛。当时已出版的一粟所编的《红楼梦书录》固然对他研究红学史有很大的帮助，有的前辈学者如目录版本学家、老编审吕贞白先生等也告诉他有关研究线索，其他学界友人也将有关书籍和资料相借或相赠，但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图书馆的藏书。从图书馆与友人处借来的书不能随便涂划，郭先生的办法就是随读随抄，常常一坐一整天，废寝忘食，乐此不疲。那个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更不用说电脑，因此，所付出的辛劳也就更为巨大。有的时候，读完一本原著，抄下来的笔记也就成了一个小册子；随后，郭先生反复阅读自己的摘抄本，并在上面点点划划，提示自己着重注意之点，或者在上面写上一点眉批，随时记下阅读的感想。下这样的硬工夫、“笨”工夫，花的时间虽然比较多，但对后来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就这样，寒来暑往，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终于把书稿基本写成了。但接着而来“文化大革命”，出版的事也就因而搁置。直到“文革”结束，郭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参与《鲁迅全集》编注工作，一时难以完成全部《红楼梦》研究史书稿的定稿工作。上海文艺出版社遂跟郭先生商谈，决定将该书稿分为《红楼研究小史稿》（清乾隆至民初）与《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五四时期以后），前者先于1980年1月出版，后者于次年8月出版。

这部四十多万字的红学史专著从最初起意到正式问世，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艰苦奋斗。没有勇于开拓、坚忍不拔学术精神，从事这样极其艰辛、需要耗费大量心力的学术研究工作，是很容易半途而废的。

三郭豫适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史方面取得开创性的成就，勇于开拓固然是其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还不能忘记他在学术研究上始终追求实事求是。在郭先生那里，实事求是固然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品格，但同时也体现为一种独立的追求科学的精神，当然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往事回忆——和青年同志谈治学体会》中明确地指出“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而在二十年后的一次访谈录里，他于此说得更为具体：“在学术探索中，无论运用怎样层次的治学思想与研究方法，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是社会科学研究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与正确导向。实事求是是学术研究最高的要求，但同时也是最起码的要求。”他也非常认可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实事求是，其实就是追求一种学术独立的科学精神”⑩。可见强调做学问要实事求是，是郭先生一以贯之的观点。他的红学史研究，可以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始终追求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独立的科学精神。

郭先生在《红楼研究小史稿》之序言中谈到该书的编写原则时就曾明确地说：

“笔者主观上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作比较客观的评述。”又说：“当然，主观上希望实事求是，希望避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决不等于事实上就已经做到。”可见，实事求是确乎是郭先生写作《红楼研究小史稿》时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至为明确的指导思想。至于郭先生说事实上未必已经做到实事求是，那是他的自谦之辞，同时也是对自己所提出的严格要求。这是因为，如前所说，实事求是同时也是从事学术研究最高的要求。

具体地说，郭豫适先生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主要体现在对学术问题的科学论断与独立判断上。

就对学术问题的科学论断而言，我们不妨先以郭先生对研究红学史来说至为关键的红学发展历史线索的梳理及有关红学史研究重要“类例”的擘画为例。南宋历史学家郑樵在《校雠略》中曾说：“学问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章学诚《校雠通义》也主张学术研究要“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研究一门学问，探明其源流与历史发展阶段及其关键“类例”，甚为重要，否则，其学术研究难免有“苟且”之处。红学研究自然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决不否认阿英先生对中国通俗文学的杰出贡献，但如前举他在《红楼梦书录》中对红学发展阶段的划分，显然并不科学。照他那样的分法，因为不符合红学发展的实际，也不能分出重要的“类例”，因此，在此基础上显然难以开展真正全面、深入的红学史研究。阿英先生当年已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名家，以他的水准尚且不能很好地划分《红楼梦》发展的历史阶段等等，可见初创者之研究红学历史与正确区分红学发展阶段之艰难。这正如鲁迅先生当年，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那样，看似不难，而究其实际，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郭先生以鲁迅先生为楷模，以极大的学术勇气与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开辟榛莽，从繁茂芜杂的红学历史中，科学地清晰地勾勒出红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诚然，所谓科学地清晰地勾勒出红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不是毫无重点地一一胪列、评介红学历史上的著述与现象；如果这样的话，就成为红学发展历史的流水账本，而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红学史著作。因此，红学史的写作，必须既明其源流与嬗变，而又厘清主次，划分如郑樵在《校雠略》中所说的“类例”；如此方能正确地描述红学历史的发展线索，而又能纲举目张，突出重点。为此，郭先生为他的红学历史的写作，确立了非常明确的体例，即：“依时分章，举例评述。”郭先生在《红楼研究小史稿》之序言中说：“《红楼梦》评论史上有关的著作和材料实在太多，如何恰当地选择、组织，很不容易掌握。笔者基本上采取依时分章、举例评述的方法。”这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也就是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述体例。当然，所谓“依时分章，举例评述”，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如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初看起来似乎只是重点评述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而内实有着对中国小说发展历史规律言简意赅的深刻论述那样，郭先生的红学史著作，并不乏对二百多年红学发展历史基本走向的恰如其分的把握。准确地说，郭先生对红学发展历史基本走向的高屋建瓴式的阐述，具体体现在严格的科学的“举例评述”中。这正如陈维昭先生在《红学通史》中所说的那样：“郭著力图捕捉从红学诞生至1976年之间的重大事件，对重大事件的过程、主要人物、主要观点进行评介，以此去把握红学史发展的基本动向”。

客观地说，郭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及其《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依照“依时分章，举例评述”的原则，比较科学、清晰地勾勒出红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划分红学史研究的重要“类例”，建立起如前述黄霖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中所说的红学发展历史的撰写框架和模式。如郭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清乾隆至民初）分为七章，依次是“小说引起的反响和有关见闻”；“脂砚斋的评论”；“杂评家的评论（上）：“杂评家的评论（下）”；“评点派的代表作”；“索隐派的代表作”；“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及其他”。《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五四时期以后）分为十四章，依次为“五四时期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新红学的产生”；“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鲁迅论《红楼梦》”；“后期索隐派的代表作（上）”；“后期索隐派的代表作（下）”；“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及其他”；“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其他”；“对唯心论的批判和《红楼梦》的讨论（上）”；“对唯心论的批判和《红楼梦》的讨论（下）”；“五四年后的若干评著和六三年的纪念活动（上）”；“五四年后的若干评著和六三年的纪念活动（下）”；最后是附录：“《红楼梦》研究中的一股逆流——评‘四人帮’的反动‘红学’”。郭先生的这种划分既勾勒了红学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又突出重点，并标明红学研究的重要“类例”，如“脂砚斋的评论”、“杂评家的评论”、“评点派的代表作”、“索隐派的代表作”、“五四时期西方文艺思想和《红楼梦》研究”、“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新红学的产生”、“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鲁迅论《红楼梦》”等等，因为这样的划分符合红学历史的发展实际，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故至今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陈维昭先生在《红学通史》中就认为郭先生的红学史研究著作“大体上以时间先后为序，把同一类型的研究归为同一专题进行评述，把纷繁错综的红学现象纳入一个条理清晰的框架之中，从而给读者一个明晰的研究史轮廓。”郭先生之所以能对红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相关“类例”有较为科学的划分，乃在于他在总体上对整个红学发展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把握。由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对郭先生在《红楼研究小史稿》中对红学史的发展在宏观上所作的划分，作了重点介绍，实表达了学界高度赞赏：“作者在《跋》中首先提出红学史的分期问题：第一时期自清乾隆至1921年；第二时期从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至1954年；第三时期从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胡适唯心论以后的时期。”郭先生在《红楼研究小史稿》的《跋》中说：“这三个时期，我们不妨打个比方，第一个时期好比是《红楼梦》研究的‘古代史’，第二个时期好比是《红楼梦》研究的‘近代史’，第三个时期好比是《红楼梦》研究的‘现代史’。”200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白盾与汪大白先生合著的《红学争鸣二百年》一书的导言性文字——《红楼探索：风雨兼程二百年》，还提到基本赞同郭先生的这种划分。

没有对整个红学史发展的深入研究与透彻理解，也即没有卓越的史识，显然难以对二百多年的红学发展历史作如此恰如其分的区划。

诚然，郭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坚持实事求是，他在红学史方面的科学的论断，更多的是体现在《红楼研究小史稿》与《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大量的对既往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具体评述中，同时显示其难能可贵的学术独立的精神。这正如他在《往事回忆——和青年同志谈治学体会》中所说的那样：“实事求是说起来简单，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常常有些非科学的因素在起重要的乃至决定的作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术。郭先生这样说，是有感于他曾所处的那个时代，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严重干扰。这是今天的研究者，特别是年青的研究者，所不能深切地体会到的。而郭先生处在那样的环境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决不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为一谈，不扣研究家的政治“帽子”，更不以此代替切实的学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