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历史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韩国］ 金泰宽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11历史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韩国］ 金泰宽

11历史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韩国］ 金泰宽

一、 绪论研究者习惯于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提并论。Www.Pinwenba.Com 吧这两部作品同为通俗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但它们又各自具有独特的风格。《三国演义》无疑是一部典型的历史演义小说，而以《三国演义》的标准衡量性质不同的《水浒传》，就失去了适当的归属处。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把《水浒传》归纳为“讲史小说”，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把它归纳为“侠义小说”。两位先生都没有明确地说明过其分类标准，世人也不大注意这一问题，因此《水浒传》仍归似乎是归属未定的作品。本文拟发表以下粗浅的看法。

二、 历史小说的概念

“历史文学”是“历史”和“文学”两个范畴的复合概念，它取材于历史，但不等同于历史，而是诸多文学样式中的一种，然而它与历史科学有着不解之缘。前一点，是历史文学不同于一般文学的特殊个性。这就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首先不要忘记，历史文学是艺术的一种，这是不能含糊的。不能用研究历史科学的原则，要求历史文学。但与此同时，又万万不可忽略，历史文学毕竟是在“取材于历史”的大格上，总不该与历史的真象完全弄拧了。参《关于〈三国演义〉的研究方法》，刘敬圻，《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257—258页。

现实文学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它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不是完全直接照搬，而是通过概括提炼、以典型来表现一般等艺术手段作反映。同现实文学一样，历史文学也通过艺术手段来反映历史上的现实，但它所反映的历史现实毕竟不同于即时展开的社会生活。人们对历史的了解主要是凭借历史文献，可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主要是军国大事以及典章礼仪一类，对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气氛或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等，都描写得不多。很显然，仅根据历史记载无法撰写出成功的历史文学作品，作者须得进行必要的虚构和合理的想象，才能在作品中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并使作品含有完整的情节和较丰富的生活细节。

正因为如此，历史文学的作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遇上如何正确地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这一关键问题。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历史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历史小说是历史文学的一种，所以具有历史文学共有的普遍特性，同时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小说文学独有的特殊个性。历史小说，作为文学作品，首先需要虚构，因为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对一部小说来说，如果不从它的美学意义，它的艺术的想象和概括以及典型形象的创造来考察，就永远不能解开它之所以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之谜，而对较特殊的历史小说来说，其取材就决定了它必然受史实的制约，否则历史真实感就无从谈起，同时有关史料的略阙，使得这些创作尤其要依赖于合理的虚构和想象，所以对历史小说的创作来说，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参《略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艺术风格》，陈阵，同上书，第231页。

文学艺术作品是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它与历史科学用理性的推理判断和概念去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不同，表现出两者在认识活动上的不同。而历史小说则要求把历史科学中的概念转化为形象，把抽象的理论再现为具体的感性形象，并通过这个形象揭示客观事物以及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本质，这也与以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在艺术构思上有所不同。

小说和历史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就是历史科学力求客观的叙述事实，而小说却有着强烈鲜明的倾向性。历史家当然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也有自己的倾向性，但历史家叙述历史事实时应不违背历史的客观实际。小说则不同，它必须要有强烈鲜明的倾向性。

综合上述的论点，历史小说须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是有意思的故事，其目的就不同于历史书籍或学术书籍，为了达到娱乐目的而采用所谓虚构的手段，小说里使用的虚构是合情合理的虚构，所以小说里的事情就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完全不同于违反生活逻辑的编造；第二“历史小说”取材于历史。历史决不允许假定法。历史一允许假定法，就变为史实的捏造，因而不但违背历史事实，而且违背整个历史发展的框架。于是我们的结论是历史小说取材于历史，在不违背历史的大框架或历史事件的结果的范围之内，通过艺术手段创造出艺术的真实。

三、 取材于历史《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世代累积型作品，同样经过了史书记载、民间传说、民间技艺人的说书和杂剧阶段，最后由作者写定为通俗章回小说。

但由于其故事性质的不同而其取材过程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现今中国文学史皆详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因而在本稿不必详论。

《三国演义》取材于从黄巾起义到晋完成统一的九十八年的历史，其故事情节以表现各封建割据集团之间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斗争为主，与史书的记载基本相似。三国时期战争连年不断，根据粗略的统计，一共发生过十多次大的战役和一百余次重要的战斗。作品里的故事都是军国大事或典章礼仪，所以后来主要史书例如《后汉书》、《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以及《通鉴纲目》对此皆有详细记载。并且每个故事都有较强的因果关系，缺少一个情节，前后脉络就不同。作者取材时，无疑着重于史书。例如《全相三国志平话》已有上五万字的篇幅，从平话的内容和结构来看，已粗具有《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是全书的内容大半是不同于正史的附会和传说，像司马仲相断狱的因果报应故事、张飞殴打常侍段珪、杀定州太守以及刘、关、张太行山落草等情节都很离奇，它们都来自民间相传的三国故事，没有多少正史的依据。作者取材一律删削荒诞而没有历史真实感的故事，保留了合情合理的情节。因此清人章学诚曾说《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这正好说明作者取材时着重于史书，同时也采用民间流传的故事情节（包括民间传说、说话以及杂剧在内）而进行“滚雪球式”的改编。

《水浒传》取材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事件。但是史书和《宋书·徽宗本纪》、《宋书·张叔夜传》以及《东都事略·侯蒙传》等皆有零星的记载而难以知道历史上宋江起义事件的全貌。但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的二百多年，正是女真、蒙古族先后南下，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之下，纷纷高举义旗，结聚山寨进行反抗的时候，在这特定的背景下，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英雄事迹，也就成为人民可颂的对象。南宋遗民公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记录、《大宋宣和遗事》以及《录鬼簿》等所记的杂剧篇目和现传杂剧六篇，从这些资料我们可得而知宋江等人的水浒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消息。

《水浒传》作者在创作时，主要是取材于民间传说、说话（话本和说书）以及杂剧等民间流传故事。有的是独立性较强的个别英雄故事，有的是结构松散的几个英雄集合的故事，有些作品如《大宋宣和遗事》和《李逵负荆》等已具有粗略的全体框架式的故事情节。由于资料的缺乏，不能详细地知道作者写作时，多少依靠民间传说，但是从上述现传的资料，我们不难推测作者写作时相当部分依靠它们。民间流传故事本身就有随时随地临场应变的属性，所以各地流传的故事，流传越广，时间越久，显示出了人名、地名、官名的出入，故事情节也就相距越远了。作者聚合广泛流传的故事之后，按照自己设定的原则，改编而成。值得注意的是宋江起义在史书上有记载，其历史作用虽然没有提及，但是正如我们大家所知，并没有起什么改朝换代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故事皆发源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所以作者写作时着重取材于民间传说，但是大的框架上仍然受史实的制约。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同样是世代累积型作品，但是由于其在史书上所占地位的不同，其取材过程有相当大的差异。《三国演义》着重取材于史书记载，已决定了作品的性格，多受史实的制约。《水浒传》着重取材于民间传说，民间流传故事本身是随时可变的，因此作者写作时相对自由地展开虚构。

四、 作者写作动机元末明初已经广泛流行说话演唱和杂剧。《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所录的一些作品、《全相平话五种》所收录的五篇作品以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吴越春秋连像平话》和《薛仁贵征辽事略》等现传的作品已经不少，再加上已失传的作品，其数目无疑相当可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通俗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为什么当时作者对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特别感兴趣呢？

1 通俗小说不同于学术书籍，必须要有强烈鲜明的倾向性，这强烈鲜明的倾向性就是广大群众读者的审美理想，同时也许是作者的审美理想。由于资料的缺乏，无法详知当时的情况，但根据上节所述取材过程，不难推知三国和水浒故事在当时受到了最广泛的欢迎。通俗小说的作家在创作时，选择这些故事为题材是理所当然的。

2 与作者生平有关系。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之一，而且作者生活在战乱相继的江淮一带。当时江淮一带，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和明玉珍等群雄起义而各占一方，其形势非常相像于三国时代的群雄割据，正如洪武四年朱元璋致书故元将军纳哈出，谈论元末明初的历史说：“元明疆宇非不广，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众，城郭非不坚。一旦红军起于汝，群盗遍满中原，其间盗名字者凡数人：小明王称帝于亳，徐真一（徐寿辉）称帝于蕲，陈友谅称帝于九江，张九四（张士诚）称王于姑苏，明升（明玉珍之子）称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用甲兵，有二十万者，有二十五万者，有十五万者，有十万者，相与割据中夏，有二十年。”参《明太祖实录》，此处转引自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第298页。又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玉珍遣使与朱元璋通好，朱元璋致书明玉珍说：“昔者曹操虎据中原，假汉之名以号令天下，操日夜思并吞吴、蜀，吴、蜀不能合从以拒操，而屡起衅端，自相攻伐，岂不失计之甚哉！今之英雄，据吴、蜀之地者，果欲与中国抗衡，延国祚而保社稷，惟合从为上谋。足下处西蜀，予居江左，盖有类昔之吴、蜀矣。”参《明太祖实录》，转引处同上书，第299页。朱元璋把他与西蜀明玉珍的关系比做三国时代的吴、蜀，主张联合起来抗衡北方，意外之意那盘踞北方的元朝就是曹魏了。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起义到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投降，辽东全部平定，前后三十多年，其间英雄并起，合纵连横，彼消此长，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这一段历史的政治和军事经验无疑为作者写作《三国演义》提供了现实感觉。

如上面所述，元末明初的军雄割据异常像三国形势。换个角度，把所有的群雄起义一一分开来看，个别英雄起义就变成为个别农民起义的模式。《水浒传》的作者生活在农民起义核心地带之一的江浙一带，很可能亲身经历过或亲眼目睹过不少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原因、各式各样的或主动或被动参加起义队伍、起义发展到形成很大的努力、最后或被剿灭或接受招安或建立新的王朝，作者很可能了解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把这些经验用在宋江起义上，有声有色地描写出宋江起义的全过程，从而使作品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

3 与官方的文化政策有关系。元末明初是思想统治非常苛酷的时代。相继不断的文字狱以及各种官方的高压政策，使作者难以着手于现实生活或正在进行的时事而反映现实生活，只能迂回以历史故事反映现实生活。

一部文学作品通过其独特的方式反映作者写作时的彼时彼地的现实生活。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作者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他们写作时的现状。

正如朱元璋把他与西蜀明玉珍的关系比做三国时的吴、蜀那样，《三国演义》的作者借助于历史上的事件而反思当时的现实处境，通过作品的倾向性表达出广大群众的审美理想。《水浒传》的作者在题材选择方面不同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他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广泛经验，分析当时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而找到线索，提炼所聚合的题材而艺术地再现出历史上的宋江等英雄人物和起义事件。两部作品同样描写历史上的战争，但是它们反映现实的方法判若两样。

五、 章回小说的出现章回通俗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新产生的文学样式。就文学流变现象而言，所有新的文学样式，必由传统演变而形成新的风格。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不仅直接受到上一代的影响，也可能接受前溯数代的影响。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大家公认的通俗章回小说的执鼎之作。而且具有七十万字强的宏大规模。凭空出现这样大作，是万万不可能的，以下从文体和结构两方面来探讨章回小说的产生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