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明清通俗小说名著“双出”现象刍议伍大福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19明清通俗小说名著“双出”现象刍议伍大福
一、 引言
对于我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发生发展乃至繁荣的原因,前贤时彦都作过许多探研,陈大康先生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Www.Pinwenba.Com 吧陈先生指出: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和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五种因素的合力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和发展的推动力。①诚然,这一说法大致符合明清时期一千多部中绝大多数通俗小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实际。但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真正具有开创意义且能够影响后来者的写作,进而形成小说流派的名著主要有六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于历史演义,《水浒传》之于英雄传奇,《西游记》之于神魔小说,《金瓶梅》之于世情小说,《儒林外史》之于讽刺小说(或曰社会小说),《红楼梦》则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对后来的小说创作的全面影响之巨非其他名著所能比。②就这六部名著而言,其发生的推力似乎与前述不尽相同,陈先生在同一部著作中又进一步写道:“《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与《红楼梦》是通俗小说中最优秀的六部作品。……他们的创作一不是为了求名,二不是为了牟利,苦心孤诣的追求只是艺术的创造,是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这六位作者都未能在生前看到自己的作品刊印传世,这其中固然有不少具体、复杂的原因,但这些专心于创作的作者并非急功近利之辈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有如此严肃认真的创作动机与态度,他们所写的小说才有可能成为最优秀的作品,成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有的珍贵的精神财富。”③如此,陈先生既阐明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和发展的共同推力的一般性特征,也精辟地指出了最优秀的六部作品产生原因的独特之处——作家对实现自身价值的追求。换言之,即使在缺乏书坊主、评论者、读者和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四种因素合力之不利条件下,作者也会主动创作出这些优秀的作品。不用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产生时缺乏四种因素的合力,就是《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产生也没有得到四种因素合力的多少眷顾,《儒林外史》与《红楼梦》虽然产生于四种因素合力充分展示之后,但乾隆时期对小说的禁毁以及吴敬梓和曹雪芹的人生困苦,造成其他因素的暂时缺位,都使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之创作发生不可能来自多少四种因素合力的促成。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六部作品的产生主要源自作者自身或者其他外在的原因。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明清通俗小说名著“双出”现象刍议“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既是我国古代尚友修身的原则,也是影响巨大的文学批评方法。反观之,“知人论世”的方法论意义不仅因为其产生甚早影响巨大而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而且也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关注现实表现现实是我国古代作家的自觉追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也就是说,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之变化兴衰与世态人情和时代更替相关联。对于这六部小说名著来说,由于其中五位小说作者的生平经历至今难为人知,或者因资料缺乏而知之甚少,全面“知人”地去讨论作品产生的动因目前几无可能,但由于作品产生的大致年代可以确定,借助“论世”去探讨作品产生的推力倒不无可能。
我们不妨先把这六部小说写作与出版的时间作些简单的排比:《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几乎同时完成于元末明初,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版本都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的刻本;《西游记》和《金瓶梅》几乎同时完成于明朝隆庆、万历间,传抄和刊刻于万历中后期;《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差不多同时创作于清朝乾隆前中期。如此比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独特而有趣的现象:那些开创性的也是后来同一类型作品无法超越的小说名著几乎都是“捉对成双”地同时出现,而且每两部名著的出现都间隔将近二百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或者说,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内在理据么?就笔者隅见,这方面的深入探讨似乎还不多。它们虽“捉对成双”地几乎同时代出现,但差异性也极为明显,尤其体现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结构的安排、叙事语言的择取等方面,这些作为创造性叙事文学作品之文学品质的标志,前人的研究可谓备矣。那么,这些“捉对成双”地出现的小说名著几乎同时代的每二部之中是否具有同质的方面呢?
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每二部同时代出现的小说名著之间的同质性,我们尝试借鉴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平行研究把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文体、情节、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学内部的诸多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作为研究重点,经过推理分析,然后得出有益的、往往又具有某种规律性、理论性的结论。”④作为几乎同一民族同一时代同一文类的两部小说名著,我们尝试分别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等方面来考察它们的内在类同性,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一起研讨,进而揭示其共同产生的社会文化之动因。
二、 忠义的失落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招魂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主题也不断产生,但我们就文本阅读而由人物和题材体现的基本主题可以说是集中在“英雄与忠义”,也可以说二者的主题具有互通性或交融性。《三国志通俗演义》塑造了一批帝王将相类的上层历史英雄,这些人物的故事成为“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水浒传》塑造了一批江湖草莽类的下层传奇英雄,这些人物的故事成为“乱世造反者”的悲歌。⑤这些人物的故事从题材维度来说主要表现为“乱世”中各种大大小小的争斗,就大者而言,《三国志通俗演义》表现为集团与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水浒传》表现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征战,就小者而言,两部小说都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斗智斗勇,人物性格也在这些争斗之中得到充分地展示。两部小说具有共同的主题旨向,那就是对于“忠义”的遵循和依归。《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忠义”旨归于“刘汉”,《水浒传》的“忠义”旨归在“赵宋”,其间当然不乏对于忠义旨归的逸出,比如关羽“义”及“汉贼”曹操,李逵等人有时也会喊出“杀到东京,夺了鸟位”,但并不危及小说主题的根本旨向,只是更为广泛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真实。两部小说主题的同旨性还表现为二者的互补。前人多已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水浒传》,或揭示“乱自下生”,或揭示“乱自上作”,但这只是在两部小说的开头体现的作家观念,在小说中具体的情节展开则表现为各有侧重的叙述,《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乱”主要在上层人物斗争中呈现,《水浒传》之“乱”主要在下层人物抗争中铺陈。上下互补,《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完成共同的主题打造。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大致同时成书于元末明初,它们的“英雄与忠义”之基本主题也就蕴藏在文本之中。这两部小说产生之外在的社会动因是分裂和战乱,⑥但它们共同的主题旨向则与整个元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裂变有关。《新元史·卷二百三十·列传第一百二十六·忠义一》开头如此写道:
昔宋亡,其降将入朝,世祖召问曰:“汝等何降之易?”对曰:“贾似道轻侮臣等,故皆无斗志。”帝曰:“此似道一人之罪,汝主何负焉!”符宝郎董文忠从旁责之曰:“宋主贵汝、富汝,未尝薄汝也。今坐视社稷之亡,可乎?”诸降将皆惭谢而退。大矣哉,世祖之教忠也。
常理而言,征服者对于所到之处的投降者多给予奖赏,很少有像元世祖这样责问投降者不忠国事的。元代在政治上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类: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元世祖的责问其实让“忠义”这个华夏传统价值观在蒙元时期使汉人和南人进退两难。汉人和南人自幼接受儒学教育,本不应临难而降;但既已投降,希望自己的忠心能够被新朝赏识,却不料被否定。这种情况也许影响了整个元代汉人和南人中之儒士的地位,他们几乎不得为正官。《新元史·卷六十四·志第三十一·选举一》中记载: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国子学于大都”,“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而“有元科目取士之制,……盖创于太宗,定于至元,议于大德,而后成于延祐。”“迨(惠宗)至元元年(1335),彻里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首议停科举。”为汉人和南人赖以进升改变命运的科举几经反复,并没有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而正常执行,这样就截断了汉人和南人仕进的可能。可以说,元代的儒士经历着精神和物利的双重痛苦,一方面自己在“夷夏之辨”的传统忠义价值观中作着艰难的选择,另一方面又不能通过科举仕途得到新朝的认可,钱穆先生指出:“至于元代,在中国社会上自汉以来甚占重要地位的儒士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⑦因此,面对这种“九儒十丐”的残酷现实,对“忠义”价值的追寻也就成了元代文人挥之不去的情结,这种追寻不仅具有文化复归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而且也具有对抗现实的意义。元代的统治者对于儒学陷入了自身的悖境:一方面,元廷打压儒学的传承者——儒士,使绝大多数儒士处于永世难以翻身的底层,几乎很难找到上升的通道;另一方面,元廷又尊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为官方学说,“定为国是”(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五《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因此,儒士的低下地位并没有中断儒学的教育与承传。“在元明之际的氛围中,崇拜义、勇、智为核心的英雄气概或气度,才是时代的基本情感和客观思潮”,⑧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把这种对“忠义”的肯定与追寻外化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式的文学表现,也是汉民族在异族统治之特定时期文化招魂的心理体现。
三、 理学的窳败与《西游记》和《金瓶梅》对佛教之皈依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成书大约二百年后,《西游记》和《金瓶梅》几乎同时出现,它们的主题亦如前两部小说一样,历来争论不休且随时代而丰富。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主题无论人们如何争论,二者的主题还有比较明显的交集的话,《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主题则几乎从来少人合论,更不用说有共同的主题旨向了,这与二者的题材选择有着显著的关联。诚然,《西游记》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世情小说,其题材之别犹如霄壤,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游记》和《金瓶梅》都把皈依佛教作为人世苦海的解脱之道——取经五众最终修成正果,西门庆之子即西门庆托生之孝哥随普静禅师皈依佛门。作成人世之苦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欲,而**的生成源于《金瓶梅》开头所说之“酒色财气”四字,“酒色财气”也可以说是**的具象,这四件之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⑨就《金瓶梅》而言,自是“财色”之欲令人败身亡家,促人警醒,唯有皈依佛门才能超度重生;而《西游记》中则多“酒气”之欲致人昏愦,违乱天条佛规,从而被迫走上修炼去欲之路。
“气”在《金瓶梅》中指“志气、争气、斗气”等诸般之“气”,而“气”之为欲亦是导致《西游记》中多人堕入苦海的根本原因之一,“祛气”自然成为修炼成佛的法门。唐僧本是如来佛祖的二徒弟金蝉子,因为不听如来说法,轻慢大教,可以说是没有“志气”,不能“争气”,甚至跟佛祖“斗气”,其实犯的正是一个“气”字,才被贬转生东土。孙悟空大闹天宫争的是个“名分”,也是犯了“气”欲。猪悟能本是天河水神,天蓬元帅,在蟠桃会上酗酒调戏嫦娥,可以说是犯了“酒色”二欲,取经途中好攒私房钱,不乏“财”欲,**既多,罪孽复重,受罚最苦,修炼最难。沙悟净本是卷帘大将,在蟠桃会上醉酒失手打碎玻璃盏,因“酒”误事,被贬下界。白马本是西海龙王之子,违逆父命,犯了不孝之罪,其实也是一个“气”字作怪。佛祖如来之所以要寻一个取经人来西天求取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也是因为那里“贪淫乐祸,多杀多争”;人间帝王唐太宗之所以要派遣玄奘西天取经,也是因为有过地狱之行之后,自觉杀罚太重,枉死之人太多,这些何尝不是“酒色财气”之欲造成,要借真经超度亡灵,保江山永固。由此可见,无论是个体的去欲修心,还是群体的超度向善,《西游记》之“祛除心魔”进而修成正果的主题都含有拒斥“酒色财气”的意味,而“心魔”皆因“酒色财气”而生。因此,《西游记》和《金瓶梅》具有共同的主题旨向。就题材而言,这两部小说的选择各自不同。《西游记》略写人欲的表现,其中唯有孙悟空的“气”欲之盛描述繁富,几达七回文字之多,余皆简单提及,而详写修炼的过程,仿佛禅宗中的渐悟派,非身经八十一难不能修成正果;《金瓶梅》详写人欲的表现,尤其“财色”二欲,全书极尽铺述之能事,完全是欲之恶的大暴露,而结穴则在最后一回文字,仿佛禅宗中的顿悟派,经过普静禅师的棒喝,诸多作恶为善之人得以解冤超生,尤以西门庆之子孝哥皈依佛门幻化而去为最成正果,其法名唤作明悟,张竹坡评道:“酒色财气,不净不能明,不明又安能悟?”显然,“明悟”就是去除“酒色财气”的心魔之正果。在题材这个维度上,我们可以把《西游记》和《金瓶梅》同称之为“祛欲”主题。《西游记》侧重于表现禁欲之善,也就是尽量摒除人心中“酒色财气”的**,取经五众不仅要和外在的神魔作斗争,扫除路途上的一个个障碍,更要和内在的心魔作斗争,一定意义上说,心魔能否祛除更是取经成败的关键;《金瓶梅》侧重于暴露纵欲之恶,也就是充分展示人心中“酒色财气”的**,以西门庆为中心的男男女女一个个走向暴亡毁灭,正是人性中恶欲膨胀的结果,文本最后昭示纵欲者唯有经过佛教的去欲荐拔才可获得重生。二者相反的题材选择却相成了共同的主题。同样,如果我们把《西游记》的神魔题材看作人间上层社会在天界之投影的话,《金瓶梅》的世情题材则是活生生的人间下层社会之再现,二者的题材也构成了上下互补,从而完成了同质的主题旨向。
《西游记》刊出于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读到《金瓶梅》,“它们(按:指《西游记》和《金瓶梅》)的刊印都至少在成书的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而且作者都无缘得以亲见”,那么它们的写成当在隆庆元年至万历二十年之间。两部小说之创作动因暂时都无法找到任何功利性的直接证据。这两部小说的作者为什么会同时期创作这样主题近似的小说作品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也许只能说他们处于同样的现实,有着同样的思考,对社会、人生有着近似的认识,他们的生活轨迹不同,他们的表现对象则有差异,但都以自己的创作回应了时代——佛教成为这两部小说共同的皈依,其中也不乏心学的质素。杨义先生指出:“《金瓶梅》是信仰危机的产物,它反映的信仰危机不是枝节的,而是全面的。这种危机不仅涉及哲学,而且涉及宗教。”《西游记》何尝不是如此?在明中叶以后信仰危机的现实中,人们都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可资寄托的信仰资源,《西游记》和《金瓶梅》最终把信仰的节点着落在与当时居于民间立场的心学颇有渊源的佛教上应该是偶然中的必然吧。
朱明建立,统治者竭力重塑以理学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加强皇权**。实事求是地看,理学之中本来具有许多有益于健康统治的成分,但由于明初的几位君主特别是朱元璋、朱棣父子出于强化**皇权的考虑而片面地把理学之中的毒素放大,甚至做出把孟子塑像赶出孔庙、胡乱删改《孟子》的荒唐之举,确立了以宋儒对儒家经典的传注论说为考试标准之钳抑士人思想的八股科举制度。这种歪曲篡改儒学但又打着正宗儒学旗号之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谎言做法只会把儒学推向危险的境地。经过反动的意识形态化之明代理学到明代中叶就危机四伏。弘治以后,朱明的皇帝自身已经把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不当一回事了,如明武宗耽于荒淫逸乐,宠信太监,一贯对礼仪、习俗、规矩持蔑视态度,完全走向了儒家仁德之君的反面,临死时才醒悟“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杨述曾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八);继任者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荒淫无度,沉迷道教修仙,政事悉委于奸相严嵩,竟然三十余年不视常朝。正、嘉两帝的荒唐之举完全摧毁了明初雄主的处心积虑之意识形态设计。居于上层建筑顶尖部分的意识形态之崩溃,必然导致社会思想的解放和暂时的信仰真空。于是,王阳明的心学乘势而起,同时,与心学相伴生的佛教在明代本来就有不同寻常的际遇。朱元璋朱棣父子因为滥杀太多,都很崇尚三宝,“企图给那些因他们而死的冤魂‘解其结而资其福’(钟惺《募修大报恩寺观音殿疏》),同时也给自己作心理解脱”;和尚出身的朱元璋登基后,“一方面针对佛教的弊病加强了对寺院僧侣的控制与限制,另一方面,以往的宗教情结总会使他努力推动佛教有益于社会教化,有利于明朝政权,包括鼓励僧人参政”;朱元璋先后写了二十多篇有关佛教的文章,用意在于:一是要将儒家纲常伦理填充到佛教中去,使僧侣们成为“儒僧”;二是“主张佛教徒们积极入世,直接为封建王朝服务”,并付诸实践。朱棣“靖难之变”能获全功主要得益于和尚姚广孝的定策,因此,朱棣做了皇帝后,姚广孝官拜太子少师。朱明初期**空前,文禁森严,很多出仕的文人因文贾祸,“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人多不仕”条),因此,逃避政治或仕途失意的文人很多出家为僧。于是佛教从朱明立国之始就成为士人精神信仰的一部分,而心学本来就有援佛入儒的一面,如王阳明本人就坦言“窃曾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道教在嘉靖朝事实上已经成为朱明的国教。经过正嘉两朝,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占据统治意识形态地位的程朱理学漏洞百出,已经失去了维系人心和振兴朝纲的作用,成为攫取“酒色财气”的工具;道教修仙更是皇帝不理政事的借口、权奸进身的阶梯。职是,几乎同时出现的《西游记》和《金瓶梅》选择佛教作为显在主题之共同旨向应该是顺应明初朝廷的误导与呼应民间思想潜流而发生的。
随后的一百多年借助其他四种合力形成了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的批量产出繁盛期,但并没有出现超越两部开创之作的更高水平的作品,大多只是在这两块新辟的小说园地里作些修补而已。而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出现之前,最流行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是历史演义类,其中时事小说尤为突出;一是才子佳人类。前者主要是总结历史教训,探求明亡的原因;后者主要为了回避矛盾斗争的残酷现实。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这两类小说几乎都在**之列。在小说繁荣的同时,民间社会思想文化也在发生急骤的变化。
四、 生命的意义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对人的真性情之探现
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又大约在《西游记》和《金瓶梅》产生将近二百年之后,新的小说创作突破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同时代产生为标志。此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写作基本在六部名著所形成的格局中穿行。《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主题迄今未有定于一尊的成说,想来永远也不会有,但是,正如前述两两同时出现的四部小说一样,主题的复杂多样并不能混淆我们基于文本的阅读而产生的对于小说主题之基本把握。《儒林外史》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了不同阶层的人物(以中下层人物为主),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前人早已指出“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功名富贵”成为《儒林外史》的基本主题,任何其他主题的生发都无法绕开“功名富贵”。《儒林外史》并不完全否定“功名富贵”,关键在于一个人对于“功名富贵”的态度以及获取“功名富贵”的手段。小说开篇的一首词中说“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小说中强调与“功名富贵”相对应的是“文行出处”,如书中人物王冕所说,“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因此,作者的人生价值观非常明确,人不能为了“功名富贵”而“费尽心情”,“心情”应该注于“文行出处”。“文行出处”是指读书人的文章学业、道德品行、仕宦退隐等诸方面,几乎包囊了中国传统士人的人生全部,因此,这四个字深藏的是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儒林外史》中的“文行出处”更多的是“为人生”的意义,而非忠于一姓一代之事,这与作者的“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的历史观有关,也就是说,一姓一代的王朝更替在作者心中并非不可接受。就文本的表现来看,“费尽心情”而取得的“功名富贵”恰是依循一姓一代的扭曲人之本性的屈辱,由此进而引发对以八股科举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之反思与批判;“文行出处”既可以表现为实现人生价值之具有永恒意义的“礼乐兵农”之事功,也可以表现为自食其力之不必乘槎浮海的平淡人生,这些皆以适性为主调。要之,笔者以为《儒林外史》的主题表现为适性的人生,而一切背性的人生无论获取多大的功名富贵都成为小说讽刺批判的对象。
《红楼梦》的版本比较复杂,至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学界仍然争论无休,但就前八十回而言,作者自云“大旨谈情”,大致是符合文本的实际的,其他诸般主题的申说大约也不能完全无视这个基本主题的。“情”在《红楼梦》中的涵盖面实在广泛,举凡亲情、友情等各种人情物情都有具体的描述,但其侧重点则在男女知心的爱情。《红楼梦》写“情”虽多,但以“适情”为标尺,凡“情”如不能遂心适意,则非小说所肯定的真情。《红楼梦》的人生悲剧意义主要体现在不得“适情”之上。因此,《红楼梦》的主题主要表现为适情的人生,而因屈情而造成的悲风凉雾则笼罩着全书。由于《红楼梦》的主题着意于“适情”,它不仅否定了对一姓一代的依循,而且否定了一切可能的事功,甚至拒斥任何屈情的庸常人生,死亡与寂灭几乎是屈情而无意义的悲剧人生无可逃避的选择与终局。在《红楼梦》中,造成屈情的因由不外乎对既有的功名富贵之墨守、对未有的功名富贵之渴望与追求,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同《儒林外史》中功名富贵造成人生之不得适性,《红楼梦》中也由于功名富贵而使人不得适情。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和范畴中,“性”既可指人的本性,也可指生命本身;“情”包括了感情、爱情、真情等含义,大致不出“喜怒哀乐爱恶欲”等人之常情。在历代学者的论说中,“性”本是自然的、先验的应人而存在,“情”既随性而藏亦接物而生,二者互融而稍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之“适性适情”基本摆脱了任何外在的利害依附而回归到个体生存的本真状态之叙写,如果说《儒林外史》的“适性”还有“文行出处”的人生价值之凭依的话,《红楼梦》的“适情”就是人生意义的全部,即便是“文行出处”也被看作矫情屈情的无意义的人生,就这一点来看,适情比适性对个体生存的本真状态之叙写更彻底、更纯粹,更富有文学的魅力。
从人物维度来看,《儒林外史》写士人,《红楼梦》写女儿,前者批判仕宦对适性之扭曲,后者揭示婚姻对适情之异化。陈寅恪先生在论及中古时期的士大夫人生时指出:“可知当时人品地位,实以仕宦婚姻二事为评定之标准。……故婚仕之际,仍为士大夫一生成败得失之所关也。”到了近世的明清时期,由于科举制度为社会人员之阶层流动提供可能,**皇权的进一步加强,豪门大族鲜有五世其昌者,但中国传统社会的强大固力仍在,婚仕不仅为士大夫阶层所看重,就是一般人群也相沿成习,比如《儒林外史》也写到牛浦郎、匡超人、沈琼枝、陈木南等人的婚恋,《红楼梦》也写到贾雨村、贾政等人的仕宦,只不过两书叙写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而已,《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抓住仕婚来表现生命个体之适性适情实在击中了传统中国人生之要害。因此,《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主题在“为人生”的意义上具有共同指向。从题材维度来看,《儒林外史》可以说是一个个“当代事件的报道”,或者是其他“作家加工了的作品”,当然还不乏作者“想象的产物”,作者都“用文学方式进行了处理”,使这些题材“获得新的形式和生命”,相反或相应地共同完成适性主题。尽管《儒林外史》的题材形同多人传记的缀合,但我们应看到这些人物性格之完塑与小说主题之表达也借助家庭生活之描写,比如范进家、严监生家、娄府、匡超人家、鲍文卿家、杜府等,这些家庭要么是已经衰败的科举世家,要么是普通的底层平民家庭。《红楼梦》的题材以写家族生活为主,人们虽然常说“四大家族”,其实小说中真正详写的也就是贾薛二家,贾府是世袭的军功贵族,薛家则是皇商,虽说内囊尽上但还是非比寻常仕宦人家之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豪族,正与《儒林外史》中的寻常人家相异。可以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在题材的选择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存在下层与上层的互补性。
明代中叶以后,王学的末流堕入空谈性命,科举制度日益败坏,佛教禅风盛行,这些都导致思想界失实向虚。经过明末清初天崩地裂般之巨变,以实学取代虚学之学术转轨最终造成朴学成为民间学术潜流。其时之社会批判思潮结合反清斗争的政治目标,借助考据重新辨识元典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的主要手段。顾炎武要求学者“务本原之学”;黄宗羲“擿发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阎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信不征”,“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总之,朴学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潮特征就是求真向实。但是,占据满清统治的主流思想则是程朱理学。葛兆光先生指出:“在整个清帝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表面的同一与和谐状态中,恰恰一切都在分裂。最重要的是社会生活的分裂,这是由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的对立而引起的,在以程朱理学为主的普遍真理话语的笼罩下,士人渐渐丧失了思想空间,丧失了空间则失去了立场,主流话语以‘理’的名义侵入并控制了知识世界,使士人在所有公开和公众场合,不能不自觉依照这种天经地义的原则说话,否则就有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的危险,除了不公开的私人生活之外。于是,私人生活成了人们表达真实情感的唯一空间,成了思想逃逸的唯一场所,它与公众场合的姿态和原则难以一致。”“丧失了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能力的士人,便在公共领域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只能在‘私’的方面表达自己个人的思考。”而文学尤其小说在当时无疑是极为“私人生活”化的文类。如果说,明末清初的小说创作是在五种合力的作用下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的话,雍乾时期这五种合力已经不是那样有效地起作用了。经过顺康将近百年的惨淡经营,满清统治者的武功已基本结束,他们能够腾出一只手来加强文化统治。雍乾两朝文祸之频之烈可以说前无古人。对于清代朴学思潮的兴起,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找到了许多原因,但他们都共同认为“文祸”是最直接的原因。其实,当时的小说创作也处于一个相对低潮。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的士人大都以对传统学术的还原为研究旨趣,从而发展出一套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言说方式。这种做法为彷徨无依的传统士人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从而形成一股席卷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中国传统士人阶层的学术潮流。很多学者不仅在对元典的还原中实现了自我,而且发现了自我,重新认识了“人”。即使宗阳明心学的唐甄也很注重客观研究,“对于社会问题,亦有许多特见。《备孝篇》说爱子者当无分男女,爱之若一。《内伦篇》、《夫妇篇》说男女平等之理。《鲜君篇》、《抑尊篇》、《室语篇》力言君主**政体之弊。《破祟(崇)篇》痛斥自杀之非。《大命篇》痛叹贫富不均之现象,谓天下之乱皆从此起。”最典型的莫过于戴震了,他甚至发出了谴责“以理杀人”的呐喊。另外,考据学者“对主流社会中空谈义理之学的疑惑,对于这种义理中严厉的道德标准和高调的理想主义,他们看到它由于过分压抑人的**,而与社会生活实际的背离,便试图用另一种约定俗成的道德共识和形诸仪节的规则来替代它,于是有‘以礼代理’的思路”。这些都是乾嘉朴学思潮中最富有震撼力的见解当然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
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学,当人们厌倦了远离现实人生甚至伪饰现实人生的各种才子佳人或历史演义小说之后,对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追寻也就无可抵挡地来到了富于创造性的作家的笔下。吴敬梓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研究《诗经》,著有《诗说》,并且认为“此人生立命处也”。吴敬梓说《诗》,从学术层面来讲,当然是顺应了从宋学转向汉学的时代民间潮流,但其中也寄寓了他重视孝道、礼义的个人思想,试图以原始儒家的“礼”来消解当时屈悖人性的“理”,进而批判以“理”为核心的八股科举制度。因此,吴敬梓的《诗说》也如同时代的学者一样,充满了“求真”的旨趣;《儒林外史》一方面追求“人性之真”的“适性”生存,另一方面也寻求“以礼代理”的社会人生出路。可以说,《儒林外史》正是吴敬梓主动融入当时民间学术潜流并且受之影响的产品,渴望“性”“礼”完美地结合。《红楼梦》全书也在于“求真”——追求真情的表现,把“情”与“理”的冲突完全暴露,明确倡导以“情”抗“理”。“礼”是一个伦理学范畴,指规定社会行为的规范、仪式、制度的总称,而“理”则是一个哲学范畴,指道理、法则、名分,宋儒程颐把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混为一谈,如此并把“天理”作为最高哲学范畴,将传统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无限绝对化,把“天理”和“人欲”对立。明清时期许多学者都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红楼梦》也表现出较强的尊“礼”非“理”的倾向,在“情”与“礼”中取得平衡,人物的正常行为都以“发乎情而止于礼”为准则的。第九回,秦钟和金荣冲突,贾宝玉说:“我们被人欺负了,不敢说别的,守礼来告诉瑞大爷,……。”“守礼”正是《红楼梦》尊“礼”的体现。第三十七回,贾宝玉把自己园中新开的桂花,装在瓶里,“孝心一动”,就送给贾母和王夫人了,这一点也得到贾母的肯赏。第四十回,刘姥姥说“礼出大家”,也是对贾府重“礼”的肯定。人生之“礼”,莫过于生死两处,贾敬之死和贾母的八旬大庆既详细描述了“礼”,也暴露了贾珍、贾琏、贾蓉等违背“礼”所造成的家庭混乱,“首罪宁”即在此,宁国府的不堪正在于背礼的事情太多,尽管贾珍、贾蓉父子表面上假装“守礼”。在整部《红楼梦》中,造成家庭衰败的外在因素就是不合“礼”的人和事太多,而造成个人悲剧的内在因素则是“存天理,灭人欲”,比如晴雯之死、黛玉之死,可以说她们是为“理”所杀,就她们个人来说,并没有背“礼”的行为,甚至积极维护“礼”,但并没有改变她们的悲剧命运,这是因为她们的言行为“天理”所不能容。当然,由于宋代以后“礼”“理”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有时互为依倚,有些地方是混在一起的,有时对“理”的反抗也就以突破“礼”的规定为表征了。总的看来,《红楼梦》还是体现了尊“礼”非“理”的倾向。就这点而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具有共同的为人生意义。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文学史实: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六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名著几乎每隔大约二百年捉对儿出现,它们成双结对地在人物形象和题材的选择方面具有上层和下层的互补性,在主题上具有共同的旨向。概而言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帝王将相和《水浒传》中的江湖英雄通过各种权谋诈术或投身争战而忠于一姓一代之事,同时实现自身的功名富贵追求,彼此之间则多以“义气”相尚而聚结;《西游记》中的取经五众和《金瓶梅》中的财色男女在禁欲修心和纵欲亡身的征途苦海中跋涉,或者得以修成正果,或者获得荐拔超生,二书皆以祛欲皈佛为己群的终宿;《儒林外史》中的举业士人和《红楼梦》中的闺中儿女在为功名富贵所熏染的社会和家庭中挣扎,两部小说批判的锋芒都指向背性屈情的个体生存困境,二书以或适性或适情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从而把中国古代小说甚至整个古代文学对生命本身的关注推向前所未有的自由高度。可以说,这六部小说名著双双把中国古代文学所具有的审美表现力分阶段地向纵深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