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试论1903年小说的意义和影响陈清茹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20试论1903年小说的意义和影响陈清茹

1903年的小说创作和评论，对于晚清小说史、中国小说史来说，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存在。Www.Pinwenba.Com 吧无论是政治小说还是其他类型的小说，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小说评论，这种政治色彩都难以抹去。这确实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时代，进步文人们为了宣扬政治理论和救国救民的思想，不管自己是否有创作才能，都积极加入到小说创作的队伍中。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当然，从艺术上来说，这种直接宣扬政治思想的做法并不足取，这也成为政治小说很快消失的根源。一批曾受梁启超等人感召和鼓励，真诚地相信小说可以改造社会的作家，在创作了一批“新小说”后，看到政治更加**、社会痼疾愈演愈烈，也感到通过改良小说来改良社会的希望彻底破灭，“呜呼！向之期望过高者，以为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乃其结果至于如此，宁不可悲也耶！”天笑生：《小说大观宣言》，《小说大观》第1期，1915年。美好的理想未必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对于小说史来说，1903年的影响是正负双重的，既为中国小说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但也为小说以后的发展遗留了若干弊端。

对于那些政治家身份的作者来说，1903年意味着太多的失落与遗憾。尽管“小说界革命”是由他们发动起来的，借助于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影响力，革命的理念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和认可，鼓吹之功不可谓不大，但是文学的理念并没有转化为创作的实绩。经过一年的短暂实践，政治家作者们发现自己并没有小说创作的才能，最直接而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们只能给读者留下无法完结的作品。《新小说》最大的缺点是衍期，除第1期至第3期按时出版，其他间隔两月或三月不等。该刊一再登报道歉，一再申明将完成未完之作，而读者望穿眼底，终不得见。这并非是因为作者们三心二意，他们深知小说对政治的影响力和作用，他们在小说上寄托着比别人更多的希望和理想，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把小说写下去，无法给小说一个完整的结局。实践证明，小说创作并不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小说界革命”所需要的，绝不只是一腔热情而已。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试论1903年小说的意义和影响经过这次失败的实践之后，政治家作者们很少再进行小说创作，他们撤出后，政治小说越来越少，在1906年以后创作形势更是急转直下，言情小说开始抬头，消遣娱乐创作倾向流行。这种状况虽说与时代及其他因素有关，但是与政治家作者们创作失败和过早放弃有很大关系。如果他们能够不断地创作出吸引大众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的热潮就不会这么快地消散。他们当初无比自信，这种自信心鼓舞了所有人；而当遇到挫折时，他们的悲鸣也是摧毁性的。作为“小说界革命”提倡者的梁启超满腔悲愤地说：“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第2期，1915年。这种偏激的论调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试问，连梁启超自己都放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别人创作出符合政治要求的小说呢？

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1903年虽然沉淀着太多的遗憾和伤感，却是生命中一道永恒的风景。1910年，吴趼人充满深情地回忆道：“于是始学为章回小说，计自癸卯始业，以迄于今，垂七年矣。”吴趼人：《最近社会龌龊史序》，1910年上海广智书局版。对于那些曾亲身参与1903年小说创作，曾亲身体验到那种涌动的激情的人们来说，这一年作为他们文学人生的开始，已永远留在记忆之中。许多人是受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感召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的，他们没有从事小说创作的实际经验，甚至根本没有接触到小说创作，是1903年那种火热的气氛使他们抛开顾虑，以稚嫩的笔挥洒着自己的激情。1903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里程碑，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不管这一年的创作是否成功，也不管他们以后是不是继续从事小说创作，这一年都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尤其是对于那些当时默默无名，在以后新文化运动中却是主要力量甚至是领导角色的人来说，1903年的小说创作是弥足珍贵的经历，对于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和创作生涯具有深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们总希望摆脱晚清的暗影，因此他们不大愿意回忆过去，仿佛他们是横空出世，完全是时代的产儿，其实不然——如果说“五四”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1903年就是一棵小树苗，大树再大，也是从小树苗一点一点生长起来的，不能因为当初的不成熟就要抹煞历史。

鲁迅是从1903年走向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典型代表。作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现代文坛上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他在1903年时还刚刚踏入文坛，只是小说家中普通的一员。鲁迅1903年开始翻译小说，在《浙江潮》上先后发表了《斯巴达之魂》、《哀尘》和《地底旅行》，还出版了《月界旅行》。《新小说》是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鲁迅当时的创作深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斯巴达小志》十分相像，甚至小说中有两句话就是从后者转借而来，几乎不作修改，原样照搬。后来鲁迅回忆起创作《斯巴达之魂》的情形，说：“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批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1903年鲁迅刚刚踏入文坛，初次接触到外国文学，虽然热情无限，认识却还肤浅，现在经过深入学习外国文学，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翻译水平上都有了很大进步，以这样的功力和水平再回过头来去看过去的旧作，当然会觉得原来的作品幼稚浅显。但是如果没有开始时的幼稚，哪会有后来的成熟和提高呢？更何况当初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少作”也是有它“不可悔”的理由的。

鲁迅直到“五四”才重新开始小说创作，这时的作品收敛起火热的激情，减褪了太过张扬的政治意味，对社会的体察深刻了，小说的文学性增强了，与少作呈现出明显的区别。但是，从这些深邃老辣的成熟之作中我们仍能看出作者当年的影子，因为其中有贯穿鲁迅一生的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鲁迅1903年时的作品与同时代的作品已有些不同，已经显示出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关注。从《斯巴达之魂》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当时所向往、憧憬的国民精神是那种不甘欺压、敢于反抗的“尚武精神”，尽管这种改造国民精神的努力还是初步的，还有些空洞和笼统，但对于年轻的鲁迅来说，这种认识和努力却对他后来走上文学的道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主旨是发掘和批判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性格，背后同样是对国民性的思考，只是思想更加深刻，批判意识更强。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同样是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前后期的鲁迅根据时代精神和个人思想的变化，选取了不同角度进行创作。当年为了挽救亡国灭种的危险，突出尚武精神和爱国思想，《斯巴达之魂》赞颂“大无畏大无敌”的斯巴达军队，特意刻画了两个“屹立阵头”决心战死的少年贵族，给奋起抗俄的爱国青年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后期创作则高扬鲁迅式的批判精神，以冷峻之笔刺痛国民麻木的神经，1903年时那种对封建王朝摧枯拉朽式的批判，那种为国牺牲的豪情壮志并没有消褪，但它已凝聚为批判的锋芒，直入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内里。

还有一些小说家同样事隔多年后重新开始小说创作，但是小说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只能从一些难以察觉的线索中，依稀瞥见当年的影子。1903年，苏曼殊和陈独秀合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把它改编成具有浓厚中国政治色彩的作品。但是直到1911年后，苏曼殊才重新开始小说创作，这时的小说以言情小说为主，而且都是以悲剧告终。回头再看1903年这部思想激进的小说，不免有隔世之感。但是，作为近代具有高度民族思想与爱国情怀的革命家，苏曼殊的作品仍显示出有别于一般言情小说的鲜明特征。《断鸿零雁记》开篇第一章开头就写“百越有金瓯山，滨海之南，巍然矗立，”此地“有海云古刹在焉，”由此联系到宋末逸事，“相传宋亡之际，陆秀夫既抱幼帝殉国崖山，有遗老循迹于斯，祝发为僧，昼夜向天呼号，冀招大行皇帝之灵。”通过南宋传说故事借题发挥，抒发爱国热情。其他历史题材的小说亦不乏政治色彩，如《焚剑记》诅咒军阀混战，《绛纱记》描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理想国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由于他思想的叛逆和激进，使得他的小说也有着异于常人的内容。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反映寡妇恋爱的问题，在当时已为时人所不容，而苏曼殊的小说走得更远，表现得更大胆。在他的笔下，和尚有着与常人一样的情感，也有与人相爱的冲动，由于和尚的身份，使得他们陷入矛盾痛苦之中，尽管他们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但这种大胆的表现无疑已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表现出一般人所没有的勇气，这与作者革命家的身份和经历是不无关系的。

最后，对于那些本来以创办或编辑报刊为业的文人来说，1903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论对于他们的创作还是人生都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他们通过这次创作实践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既可以实现他们开启民智，关注民生的抱负，又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由于《新小说》开创了稿酬制度，写小说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生活问题，因此会吸引一些文人从事小说创作，甚至有的作者就是通过创作小说来还债的。1903年成功的创作实践使得这些编辑小说家一直延续着关注时代、关注社会的创作方向，谴责小说始终是他们创作的主要类别。尽管他们偶尔也创作言情小说，但那也不是单纯的言情小说，而是言情和“言世”相结合的作品，社会环境往往成为影响主人公悲剧的重要原因。如吴趼人的《恨海》和《劫余灰》都是如此，都是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的爱情故事。

如果把政治性视作1903年小说的创作灵魂，那么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风云变幻、斗转星移之中，1903年小说已经成为一道永恒的风景。正如一个被不断奏响的旋律，时间的延长没有使它消蚀，而是让它越来越强烈。即使后来的晚清小说已不复当年的激情，“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即使后来“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成为一时之尚，我们仍然能穿越纯消遣、纯艺术的帘幕，洞见中国文人反抗现实、干预现实的拳拳之心。

“五四”之后，政治革命风起云涌，“革命文学”一词迅速流传开来。这种文学理念明确要求文学承担一定的宣传使命，主张文艺为革命服务，“警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却不能不首先要激动他们的感情。激动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说，或仗论文，然而文学却是最有效的工具。”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这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重回“文以载道”的立场，但它所获得的支持却是空前的。文学为革命服务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文学为政党服务，为夺取政权的战斗服务。20世纪40年代，**在肯定五四新文学作用时说，革命需要有“文”和“武”两条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启蒙主义者用文学改变人的精神，“革命文学”倡导者用文学激发人的精神，政治家则用文学作为战胜敌人的军队。这与其说是传统诗教文艺观使然，不如说是政治与文学的一种相互需要。在社会危机深重的时候，革命是最崇高、最神圣的，是各种社会活动中的“第一要著”，革命需要文学，而文学也随着其宣传功能的强化而被提升到崇高、神圣的位置。革命与文学的交响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旋律，而这正是由1903年小说创作定下基调的。

（本文节选自博士论文《光绪二十九年（1903）研究》，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编辑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