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民间文学主流论”及其他郭豫适

2018-04-15 作者：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

24“民间文学主流论”及其他郭豫适

一、 关于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关系

目前有不少同志在谈到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关系时，只是片面地强调民间文学的决定作用，而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这是不全面的看法。Www.Pinwenba.Com 吧B．契切罗夫说：“文学（契切罗夫在他的论文里把‘文学’作为‘人民创作’或‘群众口头创作’的对称，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指的作家文学或文人文学）和人民创作，是相互影响、彼此丰富的个人和集体的文学艺术形式”，“对广大的劳动群众来说，诗人和作家的作品是人民艺术家所时常指靠的范例。”(B.契切罗夫：《人民创作的研究问题——讨论的总结》，《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第244、245页）很明显，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极为显著的。今天，在我国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新民歌运动以及它所产生的大量民歌，对诗人们的创作将起巨大的影响；同时，诗人们的某些优秀作品也由于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也在群众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主要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繁荣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结合，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但是，就是在过去，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的影响作用也是双方面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我国第一个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就深受楚国民歌的影响，而它的成就却高于一般的楚地民歌。唐代民歌对唐代诗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杜甫、李白、白居易这些优秀作家的一些作品同样也影响着民间。“唐诗三百首”在群众中就是流传很广的。宋代柳永的词在民间影响更大，相传凡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歌唱柳永的词的（关于柳永词的评价又当别论，此处不赘）。人民有了《三国志平话》，但他们绝不排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人民有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但他们却很喜欢吴承恩的《西游记》。他们所以爱好这些经过作家创造性加工和提高的作品，是因为它的情节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艺术性也更高了。这就生动地说明了：一方面，民间诗人的许多健康、朴素、美丽的诗歌传说，为诗人、作家们所爱好和学习；另一方面，诗人、作家们也以自己优秀的诗歌创作呈献给人民，呈献给人民艺术家和人民歌手，有时候还经过人民群众的修改逐渐地成为群众自己的东西。

郭豫适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民间文学主流论”及其他关于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就作家文学来看，可以这么说，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作用的，但是假如笼统地把一切伟大作家的艺术成就都看作是由于民间文学的“决定作用”，这就不够妥当了。决定一个作家艺术创作的成就，首先是他理解、把握现实生活的深度，是他的世界观，然后才是古代文学或民间文学对他的影响作用；而就总的情况看来，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的影响作用是双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

二、 关于长处和短处

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肯定其中有些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如实地指出民间文学的局限性（作家文学也有局限性，我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这里，恕略），无视过去民间文学的局限性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要求千百年前终日被压在生活重担之下的劳苦大众为我们提供出来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这种要求本身就是反历史主义的。关于民间文学的复杂性和局限性的问题，我们在《应该把作家文学视为“庶出”吗》一文中已作了必要的叙述，此处不再重复了。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有些同志显然是把这一问题作了过分简单的理解。比如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我们并不否认，由于民间文学在阶级社会里是被统治、被迫害的，有的被统治阶级篡改了，也有的是统治阶级捏造出来的‘假货’。”（《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3月21日《解放日报》）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全面也是不够深入的。实际上造成民间文学的复杂性和局限性的原因，决不仅仅是由于统治阶级的“篡改”或“捏造”（虽然这也是原因之一），而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别林斯基要求人们有分别地看待民歌，“他自己便一方面在民间诗歌中看到了那些能够证明真正的人民的性格，证明俄罗斯精神的坚强、有力与不可摧毁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指出人民生活中的保守的方面在民间诗歌中的反映，强调地指出民间创作中的反动的成分，指出那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教会思想体系所创造，并违反人民的意志强行灌输给人民的以及多少世纪的农奴制的压迫和沉重、黑暗的生活所造成的一切”(N．科列斯尼兹卡娅：《别林斯基论民间文学》，《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第139页）。马克思在《德国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在每个时代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作为社会底统治的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就是统治社会的精神力量。”（转引自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第412页）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知道，除了统治阶级的“篡改”或“捏造”以外，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糟粕还由于这些作品的作者在实际上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这里我还没有把民间文学中那些实际上并非由真正劳动阶级出身的作者所写的作品的复杂性估计在内）。

至于某些民间文学作品在文字、艺术技巧上的粗糙等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作者们在旧社会里被剥夺了受文化教育的权利的结果。譬如唐代的变文，一般地说，叙述比较冗长，文字也比较粗劣，艺术性是并不怎么高的。但是，有些同志对民间文学的评价未免过分地夸大了。他们说，“唐代民间文学……其深刻性，远远超过于同时代的文人创作”（北师大同学：《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上册，第285页）。有的说，“唐代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比起来是要先进得多的……而且就其本身来说，也比任何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要先进……更深刻更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人民生活”（北大同学：《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42—243页）。我看这是言过其实。比方，我就不敢同意这样的看法，说杜甫的《三吏》、《三别》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跟北大同学所推崇的《永淳中民谣》、《鲁城民歌》和《乾符童谣》比起来要差一些，虽然像有些同志所指出的，这三篇歌谣在当时民歌中还是比较优秀的。我同意乔象钟同志的意见：“关于唐代民间文学，编著者们对它的评价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认为唐代民间文学不但比任何一个伟大作家要先进，而且又最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又深刻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现实……难道唐代民间文学真正表现了这样深刻伟大的意义吗？在我看来，这些过火的赞美词句，并不符合唐代民间文学的实际情况。”（见4月5日《光明日报》）

其实，关于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互有长短的事实，就是坚持民间文学主流论的江笑波同志也说：“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还互有长短，我们不能一一而论。比如作家文学不少长篇巨制，而民间文学则多是短小的作品；作家文学的艺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民间文学作品……”（见4月26日《光明日报》）这种看法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

三、 关于划进来和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