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18-04-15 作者： 杨守松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台湾，由于樊曼侬、贾馨园小姐的努力，曲友的支持，而后有洪惟助教授和我的促成，如今，昆曲传习计划已生生不息地办了六届，将近十年的时间，培育了数百名昆曲爱好者……在台湾，昆曲已呈现了中兴的气象。Www.Pinwenba.Com 吧

——曾永义（2009年）美丽人见人爱，昆曲无处不在

不仅西北边陲、南方闽粤，昆曲也跨越白云苍海，在宝岛台湾发芽、绵延，不绝如缕，直至今日之渐渐浸淫成了气候。

根据对台湾大学教授曾永义、“中央大学”教授洪惟助、“政治大学”教授、戏曲学院副校长蔡欣欣和台北“故宫”前“教育展资处”处长朱惠良等人的采访，还有他们所撰写的论文，综合整理于后。

台湾的昆曲活动，最早文献资料有，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朱景英任台湾府鹿耳海防同知时，邀集同仁观赏其剧作《桃花缘》及李玉《清忠谱》。

乾隆四十八年（1783），苏州梨园公署重修老廊庙竣工所立的“翼宿神祠碑记”中，有“台湾局”捐款“六十三钱三十一两”的记载，洪惟助教授推测在当时，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昆班存在。只是，至今缺少其他佐证，所以即便与台湾血缘相系、风俗同源的福建在明清时多有昆剧演出的记载，但是否有昆团去台或者邀昆班去台演出，尚无文字可以勾勒。

不过，在台湾普及民众的“北管乐”中，明显可见昆腔寄居其中的踪影。见诸记载的“凤仪社乐局”早在1716年前后即已成立。清代随闽粤移民去台的北管子弟班，其“扮仙乐”之《天官赐福》、《富贵长春》、《封相》、《卸甲》等都是昆腔套曲。还有北昆传统之《倒铜旗》及《扈家庄》，也在演出戏单之中。

日据时期十三腔与北管，依然在台湾民众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台湾报纸上多有昆曲演出的报道，1936年8月15日的《台湾日日新报》更有“台北同志音乐会”聘请曲师林成金、昆曲徐金水……教授昆曲的记载。

根据记载，节庆时日，台湾“文武各官会燕于公所，常在考棚公宴，召伶人登台演剧”。其间，“名角云集”，都是咸同年间在地豪绅自上海聘名师教习，其中如本是官家子弟的“天麟旦”，好度曲，饰演花旦如小家碧玉可人，“且善昆剧”。

同时，大陆戏班来台演出，演出剧目中，也多有昆剧或昆腔。

当然，由于昆曲的“和寡”以及诸多历史原因，昆曲并未在台湾成为“常民文化景观”，也没有成为民众的集体记忆。关于昆曲，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只言片语中找到零碎的踪影。

菁英培育昆曲“不绝如缕”

1945年日据时代结束，昆曲在台湾当是喘了一口气，但是带动昆曲扎根的真正推手，是在40年代末随国民政府播迁到台湾的学界耆老与昆曲曲友。台大郑骞（因百）、张敬（清徽），“政大”卢声伯，师大汪经昌（薇史）等，不仅为台湾地区的戏曲初辟榛莽，且通过课堂拍曲、参与曲社等，引领了一批年轻学子亲近昆曲进而从事研究，曾永义、洪惟助、赖桥本、王安祈等日后精英，都是他们教导影响的成果。

期间，夏焕新、焦承允、徐炎之与张善芗夫妇等昆曲曲家，汇聚了张元和、许闻佩等大陆来台的昆曲同好，定期聚会，以曲会友。徐炎之等三人于1949年9月组织了台北“同期曲会”，夏焕新、焦承允则在1953年举行昆曲清唱雅集，该曲会1962年改名蓬瀛曲集。

正是这两个最早的曲会，延续了台湾昆曲的命脉。

其后，1968年，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张其昀院长倡办“中华昆曲研究所”，夏焕新任所长。学院多次举办昆曲欣赏晚会，1980年更召集各大专院校昆曲社团，参与台北市戏剧节，演出了《游园》、《寄子》、《断桥》、《长生殿·小宴》，1982年“台北市社会教育馆”开设“昆曲研习班”，夏焕新主持，为期五年。此外，“国立艺专”、“文化学院”也都开设昆曲课程。

经学者与曲友共同努力，1950年台北女一中昆曲社率先成立，1957年台大昆曲社、师大昆曲社相继成立，高中与大专院校先后成立了十一所昆曲社团。

常年致力于昆曲薪传的徐炎之与夏焕新，先后在1985年、1987年获得了台湾“民族艺术薪传奖”。

1987年，为庆祝徐炎之九十寿诞，成立了台湾第一个业余昆剧团“水磨曲集”。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新象国际艺术节”演出了《牡丹亭》。1982年“新象活动推展中心”主办《游园惊梦》舞台剧演出。1984年，邀请白先勇策划“中国古典文学与戏剧：昆剧《牡丹亭》汤显祖《游园惊梦》”，徐露前演春香，后演杜丽娘，一时传为美谈。

没有折腾，没有因为政治的因素而起起落落，文化精英们的文化自觉，使昆曲在台湾“不绝如缕”：“不绝”，没有断；“如缕”，如丝如线，纤弱单薄。

也正是因为丝丝缕缕的存在，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昆曲推广才有了基础。

“新象”和“雅韵”，推进两岸交流

有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人的反省与自觉，昆曲的被认识和被推广也是水到渠成了。

在官方认可的同时，以“经纪公司”的商业模式操作、制作、传播与引进大陆优秀表演团队赴台交流演出的“财团法人新象文教基金会”与“雅韵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成为激发昆曲在台湾演出能量以及推广效应的重要推手。

“新象”在许博允和樊曼侬伉俪的执着努力下，陆续“输入和输出”各类艺术活动，从80年代邀约、制作昆曲演出，到90年代邀请大陆昆曲名家与昆团来台公演，都发挥了实际效应。

“雅韵”1997年曾协助苏州顾笃璜编印《昆剧传世演出珍本全编》，整理了一百八十余种昆曲舞台演出本。而经台湾企业家陈启德和顾笃璜之间的穿针引线，更促成了《长生殿》的排演……

1990年贾馨园组织四十余位学者与研究生、大学生到大陆进行的“昆曲之旅”，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曾永义和洪惟助回台后就开始实行“昆曲传习计划”。

昆曲之旅影响了一批年轻人

出版了《画说昆曲》、《绘声绘影说昆曲》的曲友韩昌云，现为台北昆曲研习社社长，她写了下面一段文字：1992年2月，包括了学者专家、曲友、台大昆曲社、文化大学以及其他院校的学生等一行人，来到了天寒地冻的上海，随即专车前往苏州。我们看了一台堂会戏，戏码我记得有《相约》、《讨钗》、《卖子》、《投渊》等。戏很好看，虽然是苏州白，但神奇的是，我完全不觉得有语言隔阂，无非是入了夜实在太冷，最后冻得受不了，我们几个人开始在后头一面看戏一面跳，想办法让自己暖和起来，成了看戏奇景。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又看了苏州大学中文系昆曲班的汇报演出，剧目有《琴挑》和《狗洞》，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琴挑》里，潘必正有一个偷闻陈妙常发香的小动作，现在已被归为糟粕，昆剧舞台上早已废去不用。那回的看戏经验便成了一个很古老的回忆，也是昆剧表演演变的历史见证。

昆剧之旅的第二站来到了杭州。我们是连夜坐船，从大运河里过去的，当时有几位苏大的男同学，从杭州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于是我们白天一起游玩，每天晚上看戏。这是我第一次看王奉梅老师的戏，后来又在曲会中听王老师唱曲，深深地被老师的幽静气质和甜美音色所吸引，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啊！昆曲怎么这么好听？王奉梅老师的《寻梦》把台大的男同学都唱哭了，女生更不用说，剧场里默默哭倒一片。

昆剧之旅的第三站到了上海，上昆的戏很好看，我们一行人都被震慑住了，尤其是王芝泉老师的《扈家庄》、《请神降妖》，让人看到几乎忘了呼吸，其他我还记得的戏有周志刚与梁谷音老师的《扫花》，蔡正仁老师的《迎像哭像》、刘异龙老师和梁谷音老师的《活捉》等，可惜我因为私人行程，错过了岳美缇老师的《玉簪记》。昆曲传习计划

“昆曲之旅”不仅促动文化精英们开始全身心投入昆曲的保存和传承，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昆曲爱好者，他们大多成了“昆迷”，至今活跃在台湾的昆曲界。

1992年3月，“文建会”开始举办昆曲传习计划，第一届至第三届由“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承办，台湾大学中文系曾永义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央大学”中文系洪惟助教授担任总执行。该计划旨在提供社会大众一个研习昆曲艺术的管道，使昆曲艺术在台湾得以继续传承与发扬。课程为唱曲班、昆笛班与专题讲座；唱曲班与昆笛班依学员程度分初级与高级班，唱曲班兼学身段。专题讲座规划有昆曲历史、文学、音乐、表演、近代发展及其他剧种关系等多方面主题，以使学员对昆曲艺术有更深入的了解。

1996年9月至2000年底，举办第四届至第六届昆曲传习计划，并改由“传艺中心”主办，“国光戏剧艺术学校”承办。1999年夏，“国光剧校”与“复兴剧校”合并，改制为台湾戏曲专科学校后，昆曲传习计划遂由台湾戏专继续承办。

依循提高专业素养并成立剧团的理想，自第四届开始，除了继续开办向社会大众推广昆曲的传习班外，另成立昆剧业余剧团与师资培养小组，招收优秀业余曲友与专业京剧演员，共同学习昆曲，同时培养未来的昆曲师资。第五届起，师资培养小组更名为“艺生班”，除表演组艺生外，另招考唱曲组艺生以及文武场艺生。师资涵盖台、港、大陆，甚至美国等地名曲友、学者与昆剧演员及剧校教师。

看一下前后六届参与授课的演员、曲家与学者的部分名单，就可以窥见其阵容和规格了——

台、港及海外的有：张充和、许闻佩、顾铁华、曾永义、洪惟助、王安祈、赖桥本、林逢源、萧本耀、朱惠良。

大陆的有华文漪、侯少奎、蔡瑶铣、蔡正仁、王芝泉、岳美缇、计镇华、梁谷音、张静娴、汪世瑜、王奉梅、张志红、沈世华、顾兆琳、张洵澎、王英姿、王泰祺、王世瑶、张世铮、龚世葵、林为林、石小梅、张继青、姚继焜、吴继静、成志雄等。

八年六届的“昆曲传习计划”，培养了四百余位学员，学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从小学五年级学生至大学教授均有。尤其对中文系、戏剧系、音乐系与舞蹈系之师生而言，学习昆曲有助于戏曲文学、表演以及音乐之研究与教学。

台湾的昆剧团

据韩昌云回忆，在传习计划执行期间，不仅她本人积极“游说”成立昆剧团，曾永义老师更是“振臂疾呼、再三强调”，“昆曲在台湾扎根，必须要朝业余剧团迈进，有计划地传承、演出，这样一来，传承才能有所积累，而不是散枪打鸟，学完就散”。

1999年，在第六届传习计划的基础上，洪惟助以“艺生”班的学生为班底，成立了台湾第一个专业昆曲表演团体“台湾昆剧团”。

朱惠良说，台北市的昆曲演出团体在最近十多年中，发展异常迅速，2001年只有两团，之后以每年一至两团的速度增加，到2011年已增加到十团：台湾昆剧团、昆曲梨园乐府、台北昆剧团、兰庭昆剧团、12Q剧场、咏风剧坊、幽兰乐坊、台北昆曲研习社、“中华昆曲艺术协进会”。

十个昆团在2001年到2011年十年间，总计获得台北市政府的补助为1，537万新台币，占台北市全部艺文补助2%左右，平均一年153万，均分配给十余个昆团。

然而，补贴之微薄，并没有消减台北昆曲爱好者的热情参与。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团体基本上是业余，且成员之间相互交叉互在的也比较常见，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昆剧传习计划的学员。

台北市“国光剧团”与“台湾戏曲学院”剧团，参与“昆曲传习计划”的团员不少，在年度公演中渐加昆剧剧目，2004年首演的新编昆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第一部台湾撰写制作演出的昆剧，曾永义编写，“国光”、台湾戏专以及台湾昆剧团演员同台合作演出，由于反响热烈，之后更远赴上海、广州与北京演出。

2008年“国光剧团”以一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梁祝》的版权卖给了江苏省昆剧院，展现两岸昆曲艺术交流的情谊。

昆剧录影保存计划

为了让昆剧舞台艺术得以长久保存，在“文建会”的支持下，曾永义和洪惟助在1992年与1996年，由“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执行两期，以三机作业的方式，前后录制了大陆六大昆剧院团一百三十五出戏。

录影计划主持人为曾永义，偕同主持为洪惟助，洪惟助带领包括蔡欣欣、周纯一、贾馨园、王瑷玲等人在内的班底，到大陆昆剧院团协商说项，虽然很辛苦，但得到普遍的理解和支持。侯少奎闲得在家里包饺子，听说要录影，马上答应。一次他们从广州出发，跟郴州（永湘嘉昆）联络好，比如说十点到，那边文化局长、剧团团长都等他们，火车很慢，而且是不准点的，到那儿午夜一点多，郴州的人还在那儿等他们！

湖南昆剧团的雷子文，是行里有名的“傲腿”，他在《醉打山门》里演鲁智深，有一场戏，单腿独立，打一套十八罗汉拳，二十分钟屹立不倒。当时，雷子文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觉得有点难，不想演。洪惟助说，你如果不演，以后这戏可永远消失了！还说，身体情况不允许，我们分两次录。被感动的雷子文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一次演完了，可惜的是，就因为一次演完，体力有些不够用，就省了几个动作……

他们录完要从郴州回上海、南京，买不到软卧，只能买硬卧，那时硬卧条件很差，“那个被子都不洗的，很臭”。硬卧三层，板子只有那么两尺宽，他们坐到南京，二十四小时。

现任南华大学民族音乐系系主任的周纯一，当时力气比较大，他个子大概有一米八，他做拍摄工作非常投入。机器大，很重，洪惟助说我们带一个比较小的吧，他一定要带大的，他觉得大的效果好，大的好几公斤他都扛着。

洪惟助还说，蔡欣欣第一次去，什么东西都不敢吃，只好给她饼干，二十四小时只吃了那一餐；周纯一一到南京就受不了了，马上到洗澡间去泡澡，他跳下去就不想起来了，那么壮的人也累得受不了。

艰辛付出，硕果累累。郑传鉴、沈传芷的资料，可以说是传字辈录影的绝版了。其他卓有建树的艺术家，录影时正当五十上下，艺术上处于成熟期，这期间的表演是最为完善的。尽管由于多种原因，个别演员没有录影，是不可弥补的缺憾，但就整体而言，如果当时没有录影计划，我们就无法看到那么多美好的艺术资料了！

《昆曲辞典》

这是“昆曲之旅”的又一成果。

在录影计划之前，与昆曲传习计划同时，洪惟助跟“文建会”的官员谈了几次。1991年底“文建会”同意编《昆曲辞典》，由“中央大学”承办，该项目于1992年1月至1993年6月获得补助；1992年1月至6月搜集资料，成立研究室；1992年7月至1993年6月完成第一册初稿；1994年7月至1998年6月由教育主管部门补助，完成了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组织、演出场所、演出习俗、佚文传说与大事年表等的基础研究。